《物权法》配套立法工程能否快速优质地完成，直接关系到《物权法》能否从纸面上的权利变成活生生的权利。
　　与百姓财产权益息息相关的《物权法》已于10月1日正式实施，北京昌平法院和房山法院分别受理了两起与《物权法》有关的案件，百姓寄希望于《物权法》维权的迫切心情由此可见一斑。然而一位曾参与《物权法》立法的专家却指出：这两起案件所涉及的《物权法》具体条文或仍存争议、或不够明确，都有待最高法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
　　事实上，《物权法》正式实施前长达半年多的准备期内，无论是“最牛钉子户”事件所凸现的“公共利益”如何界定的盲点，还是“小产权房”风波所暴露的土地物权悬念，都在以直观的方式参照着《物权法》，期待着法律更加明晰的答案。
　　出于立法技术的考虑，或者为了搁置一些暂时无法解决的争议，《物权法》在一些问题上采取了“宜粗不宜细”的立法原则，也因此留下了“立法空白点”，并将这些立法任务以“授权”等方式移交给了“配套法”或“下位法”。此外，《物权法》中一些偏于原则、粗疏的条款，也需要通过司法解释等途径加以细化。
　　在《物权法》正式实施前，包括物业管理条例在内，国务院和各地已抓紧修订或清理了与《物权法》精神不符的现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不过，社会高度期待的不动产登记法、征收征用法等等一直未见进展，有关《物权法》的司法解释亦未在法律实施前面世。尽管繁重的《物权法》配套立法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但如果让《物权法》的实施长期缺少配套立法，势必影响《物权法》的效力。
　　问题的另一面是，在《物权法》配套立法过程中，应该如何坚守物权法的立法精神？
　　就在《物权法》实施前不久，《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进行了修订，授权国务院就城市房屋征收与拆迁补偿问题先制定行政法规，以替代2001年出台的《城市房屋拆迁条例》。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与公民财产权最容易发生冲突的，就是拆迁问题。对此《物权法》强调，应当由高位级的规范———法律来规制其权限和程序。换言之，应当由征收征用法之类的专门立法来承担。
　　当然，在征收征用法无实质进展、而《物权法》实施又迫在眉睫的情形下，授权国务院先行制订有关拆迁的行政法规，不失为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但这一权宜之计应在民主、公正的平台上实施，以避免新拆迁条例的某些条款，与有效保护公民合法财产的《物权法》精神产生冲突。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这仅仅是一个“救急”之法，而不能一劳永逸地依赖下去。希望立法机关加快征收征用法的立法步伐，在更高的制度层次上，更为有力地约束公权、保护私权，以更好地贯彻《物权法》的立法原意。
　　在拟制与《物权法》相关的配套立法时，民主、公开、审慎的立法方式，以及坚守《物权法》的基本精神，应当是起码的立法底线。特别应当警惕的是“喧宾夺主”式的越权立法。尤其是那些通过民主讨论的程序仍未彻底解决的《物权法》立法争议，比如如何界定“公共利益”等，更不能由“配套法”、“下位法”关起门来简单地拍板了断。否则，《物权法》就有被架空乃至被曲解的危险。
　　《物权法》配套立法工程能否快速优质地完成，直接关系到《物权法》能否从纸面上的权利变成活生生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