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级债风波之后，“美金、黄金、黑金”的大幅波动和连破纪录的激烈表现给国际货币体系带来了不容忽视的恶化影响。经济周期错配，霸权非稳定性和制度安排缺失是“三金异动”、金融生态恶化的深层成因。这毫无疑问引致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风险，但在更深入参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的过程中，中国可预期的有所作为将为一个全新的全球金融生态生成提供帮助，并给中国经济的“实力崛起”带来有利支撑。
　　次级债风波打开了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潘多拉之盒，当焦点依旧聚集在这一导火索本身的时候，全球范围内金融生态的整体潜在恶化受到了些许忽视。实际上，以“三金异动”为代表的国际货币体系紊乱正在悄然成为最大的宏观风险因素之一。
　　国际货币体系是指“国际货币制度、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及由习惯和历史沿革形成的约定俗成的国际货币秩序的总和”。作为全球各国经贸往来和资金融通的货币舞台，成熟的国际货币体系有着储备资产安全、汇率制度稳定和收支调节有效三个层次的内涵。然而，次级债风波之后“美金（美元）、黄金、黑金（石油）”走势方向有别的大幅波动和连破纪录的激烈表现给三个内涵层次都带来了不容忽视的恶化影响。
　　9月中旬，纽约商业期货交易所原油期货飙升至80美元以上的惊人高位；美元指数以79.34的数字跌入15年低点，美元对欧元更是贬至1.3914（美元/欧元）的历史新低；黄金价格在连续大阳之后也一举跃上714.40美元/盎司的16个月新高。在以美元为主，多种货币为辅的国际标价体系和支付体系之下，美元在波动中的大幅贬值带来了硬通货缺乏的尴尬；在以美元资产为主，黄金、石油为重要补充的国际储备结构下，“三金”标价此消彼涨的不确定性大幅增强给储备安全带来了较大冲击。
　　透视国际货币体系紊乱，“三金异动”不仅各有特色成因，还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次级债风波引致的信贷紧缩和市场动荡是美元贬值的直接动因，经济周期性放缓、双赤字和货币政策可能转型则构成了深层动力。对于石油价格而言，OPEC增长50万桶远远无法缓解供不应求的困境，库存不足、气候变化、政治动荡、运输问题等则是火上浇油的助涨因素。而黄金市场的火爆主要归因于全球性通货膨胀抬头带来的避险需求旺盛。互动地看，三者环环相扣，石油是以美元标价的，这意味着就算假定石油“价值”不变，美元贬值也能直接带来油价上涨的价格效应。“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黄金虽然已经不再与货币血脉相连，但其与生俱来的潜在货币属性使其不自觉地充当着隐性一般等价物和价值储藏载体的功能，这使得美元贬值和金价上涨变成了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从割裂的局部聚焦到“国际货币体系紊乱”之整体，经济周期错配，霸权非稳定性和制度安排缺失才是“三金异动”同时出现、金融生态潜在恶化的深层成因。
　　首先，国际货币体系紊乱是世界经济周期结构性差异的必然金融产物。某种程度上看，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1年的崩溃实际上不过是试图突破“特里芬两难”瓶颈的制度变革，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并没有由于与黄金的分道扬镳而彻底改变，支撑美元“含金量”的深层要素由贵金属变成了美国经济实力和增长贡献。汇率追根究底是经济基本面对比的货币倒影，其升贬反映了经济周期的相对趋势变化。过往透支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搭配将美国经济推高至均衡增长路径之上，次级债风波不可避免地引致了滞后性趋势回归，而与此同时，欧洲在基础结构调整蛰伏后的强劲反弹，新兴经济体于起飞过程中的蓄力追赶都令人注目，世界经济增长的周期性结构表现为美国陡然下行与其他主要国家持续上行的擦肩。这种结构特征动摇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美元主导地位的不断弱化带来了不可回避的短期紊乱。
　　其次，国际货币体系紊乱是霸权非稳定性的必然结果。著名经济学家Kindleberger曾在《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9》中描述了霸权作为经济金融稳定器的另类作用，其“若要使世界经济变得稳定，必须要有一个稳定者，且只能有一个稳定者”的观点在现在看来多少有些失之片面。美国在世界经济运行中的霸权、OPEC在全球能源博弈中的霸权，并没有导致经济和谐增长、金融整体安全、石油价格稳定的“公共产品”供给充足。权力的不对称反而给现实经济世界带来了种种“道德风险”，在贸易政策上，美国一方面坐享身处利益链条上游的潜在利好，另一方面却又通过增加贸易壁垒的方式挤压贸易伙伴利润空间，袒护国内保守落后势力的不正当竞争。在能源问题上，OPEC的石油酋长们则利用产能控制无情盘剥着世界经济的增长红利。在缺乏权力制衡的无序市场中，霸权增加了个体理性凌驾集体理性的可能，增强了“内部问题外部化”的趋向，给金融秩序稳定维持带来了不确定性大幅增强和博弈均衡恶化导向的结果。而国际货币体系紊乱不仅是这种霸权非稳定性的直接产物，也是多边势力崛起中“反霸权运动”重新分配影响力的先兆。
　　最后，国际货币体系紊乱是制度安排缺失的必然产物。1976年牙买加协议的签订将历史导入了一个浮动汇率盛行、黄金非货币化的“没有体系的体系”。这种“无政府”的“超然自由主义”在面对市场失灵和多边博弈之时显得力不从心，全球范围内各国政策搭配选择的监管和约束缺失使得“搭便车”倾向严重，治理全球性通货膨胀、促进全球资源配置优化等一系列公共义务在信任缺乏中经常无法得到全力履行。而在次级债风波之类的全球性风险事件面前，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性机构由于制度性缺陷更是难以承担起“最后担保人”、“最后贷款人”和“有效信用中介”的拯救职能，使得风险在跨国界、跨市场传染中无法得到及时的有效控制。这种制度安排缺失使得次级债风波带来了国际货币体系紊乱的必然结果。
　　对于中国而言，国际货币体系紊乱毫无疑问引致了经济增长的外部风险，国际贸易开展受到标价货币波动的震动，外汇储备管理受到资产结构异动的约束，汇率制度改革受到国际压力加大的制肘，通货膨胀治理受到全球通胀失控的作用，经济增长转型受到金融风险积聚的影响。虽然不确定性的整体增强给中国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同时实现带来了诸多挑战，但值得强调的是，挑战之中也有机遇，中国货币当局谨慎收紧的稳健操作将为中国政策国际形象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提供助力，在调整中稳健前行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也将为人民币货币地位的上升形成支撑。在更多、更有效、更深入地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稳定重建的过程中，中国可预期的有所作为将为一个有弹性的、多边制衡的、保障制度完善的、内生风险较小的全球金融生态生成提供帮助，并给中国经济在贡献度增强过程中的“实力崛起”带来有利效应。

（作者为金融学博士，供职于ICBC总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