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国债借道农行应当仅此一次、下不为例。特别是在农行注资之后，如果再依靠农行来解决“疑难杂症”，将是一种短视的行为，尽管有可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但却会贻误了农行改革。
　　颇受市场各方关注的1.55万亿特别国债发行问题，近日似乎有了最终答案。特别国债发行拟分为三期发行，分别为6000亿元、6000亿元和3500亿元。另有媒体称，已从农行相关人士处得到证实，首期6000亿元特别国债有望下周三或周五借道农行发行，由农行完成和央行相对应的外汇资产置换。（本报B04版）

借道农行发行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的确，自发债决议在6月底经人大常委会通过后，特别国债之所以难产，主要由于市场各方对其发行方式存在分歧：如果面向市场发行，将在短期内对社会流动性带来巨大“虹吸效应”，一方面它被股票市场视作重大利空，另一方面，市场利率水平将会大大拔高并增加财政部还债成本。而如果直接对央行发行，将面临法律障碍，因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
　　这样看来，特别国债借道农行发行，既是一个折衷的方案，也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当然，之所以借道农行，而不借道工行、中行、建行，原因无非是由于农行尚未股改上市也没有董事会，因此一些重大事宜较易通过也无需严格披露。
　　以上理由尽管合理，但总令人感觉不太舒服。笔者在此愿对其做一补充，由于特别国债的发行关乎国家投资公司能否顺利降生，而公司成立后要下的第一笔大单就是为农行改革注资。
　　因此，农行参与特别国债发行，不仅有利于国家投资公司的顺利问世，也有助于加快其自身的股改进程。

借道农行应当下不为例

　　写到这里，想起了前些天与一业内朋友交流，他说，在各大银行上市后，由于外资的进入，不少银行不能对一些敏感客户做出安全和保密的承诺，因此一些相关客户纷纷转投农行。现在，特别国债的发行没有办法了，又找到了农行。因此，他认为农行最好不要股改，这样，以后可以帮助国家解决更多的“疑难杂症”。
　　这一说法着实令笔者有些啼笑皆非。须知，市场化与商业化不仅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也是我国国有银行改革与发展的方向。就农行而言，为实现商业化经营的目标、提高国际声誉度、形成更为有效的公司治理，股改并争取上市当是最优选择。
　　而且，作为最后一家未改制的大型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农行股改的按兵不动，也影响着整个中国金融业运行的安全与效率。
　　因此，特别国债借道农行应当仅此一次、下不为例。特别是在农行注资之后，如果再依靠农行来解决“疑难杂症”，将是一种短视的行为，尽管有可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但却会贻误了农行改革，而且长此以往，将使农行自身积重难返，成为中国金融业最大的“疑难杂症”。

未来特别国债可以市场化发行

　　分析最新的金融统计数据，7月末，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8.48％，增幅比上月末高1.42个百分点，并创下自去年6月份以来的新高。同时，7月份贸易顺差高达243.6亿美元。
　　这说明，流动性过剩依然是当前经济运行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展望未来的经济运行，由于我国尚不具备让人民币大幅升值去减少出口的经济基础，这就意味着流动性过剩有可能成为一种常态。
　　这一分析意在说明，未来央行仍需为收购外汇投放大量基础货币，而这无疑为特别国债的市场化发行创造了条件。因此，对于第二期、第三期特别国债，市场化发行应成为其主基调，因为市场中将会具有较为充沛的购买力基础。
　　与此同时，在实际操作中，特别国债的发行要与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协调配合，要掌控好发债时机，比如可在央行票据到期时进行。从央行来看，要根据社会流动性的总体态势，灵活使用货币政策工具，比如，一旦央行判断发债带来的紧缩效应过大，择机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也未尝不可。
　　最后需说明，由于此次1.55万亿的特别国债购汇后主要是作为公司的资本金，而国家投资公司的发债与投资将成为一个长期性行为，即未来在日常投资中还将需要外汇。国家外汇投资公司作为一家独立运营的金融企业，其经营应立足商业化、市场化原则，这已成为各方共识。因此，在此次1.55万亿特别国债发行完毕后，国家投资公司未来的经营用汇当以发行公司债为主。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