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自家生产的食品可能有危险却隐瞒不报，这样的缺德商家可能面临最高50万元的罚款。《北京市食品安全条例(草案)》昨天接受市人大常委会一审，这部创制性立法将在北京建立食品安全召回制度。（《北京晨报》7月25日）

　　近年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似乎与问题食品时常相伴。从“苏丹红”风声鹤唳，“强生”胆战心惊，果冻扼杀幼小生命，PVC保鲜膜含致癌物质，再到雀巢奶粉碘超标和可比克薯片大肠菌群等严重超标等等。一个接着一个，有毒食品层出不穷。
　　而纵观国内数起问题食品出事后，作为受害主体的消费者，到目前为至，还没有一家食品企业在产品出现问题后，马上承诺召回，而顶多给消费者一个道歉，就算作最高奖赏。
　　在这种背景下，北京市人大审议立法草案，将推出食品安全召回制度，这对广大消费者而言，实属一件幸事。不过，笔者以为，我国食品召回制度建设，犹如是刚刚会走路的婴儿，尚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形成制度的法治土壤，还不具备充分条件，要想健立健全食品召回制度，至少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
　　首先，国家应有统一的食品召回制度。眼下，上海、广州、重庆、河北、大连等地都相继出台缺陷食品召回制度，由于没有统一标准作参照，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形成了食品召回制度混乱现象。虽然，早在1995年，我国已出台了《食品卫生法》，然而，在我国现行的涉及食品卫生、安全的法律法规中，至今都未曾对食品召回制度作出明确规定，食品安全问题上的强制性不够，在查封、召回、处罚等多方面的处理机制上缺乏详细的规定。
　　其次，缺陷产品召回范围的界定。对于“问题食品”范围的认定，需要相应的标准可资判断，可以说是一件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它也是食品召回制度的核心内容。监管部门如果要强制企业召回某种食品，既要有法可依，更要有标准可循。对于问题食品认定问题，美国的做法值得借鉴。在美国，食品召回制度分为三个等级：“一级召回”针对可能导致难以治疗的健康损伤甚至致死的产品；“二级召回”针对可能对健康产生可以治疗的暂时影响的产品；“三级召回”针对不会产生健康威胁、但内容与标识不符的产品。同时，每一级召回都有相应的召回法则。
　　此外，需要有独立监管部门。目前，国家农业部、卫生部、药监局等部门都有职责监督食品生产经营的某些环节，其结果是导致了管理交叉、职责不清、相互扯皮和互相推诿的现象大量存在。世界上最早实施食品召回制度的美国，是通过食品分类来确立主管部门。目前，美国主管食品召回部门仅两个，即农业部和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前者负责肉禽蛋等农产品召回，后者则负责余下的所有门类食品。加拿大则更为直接，该国于1997年新成立食品检验局，一改原有的联邦食品监督体系中存在的不足，承担了所有与食品安全性相关的监管责任。
　　因此，要想使食品召回制度走上“快车道”，一方面，国家应尽快出台统一的食品召回制度，以确保从法律的角度，来维护消费者的权益不受侵害。另一方面，大胆借鉴国外做法，减少监管部门数量，明确独立的监管部门，制订出缺陷产品召回范围的界定范畴。惟此，才能避免消费者陷入“祸从口入”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