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指标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的相继出台，再次把市场的注意力转向通货膨胀率、固定投资比例、贸易顺差、货币供应量等与经济波动直接挂钩的经济指标上。
　　当然，单纯从货币政策的目标来看，央行这次和市场预期一致的透明化做法(再次加息)无可厚非。另一方面，我们从最近的宏观数据中还应看到，中国经济正在开始出现“质”的转变，比如，企业的业绩和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等，尽管这种迹象的生成机制还不十分明朗，它却是我国经济摆脱流动性过剩问题所应看到的结果，也是改变贸易“大国”和金融“小国”的结构冲突的契机。
　　改革开放已历经约30年，中国企业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能力越来越强，他们利用开放的环境(引进外商投资、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制度保证)，通过自己的学习能力、创造能力，正在不断提高自己的产品、品牌和市场开拓的国际竞争力。
　　今年上半年，企业业绩不断提高的经济数据就是最好的佐证。中国企业的成长从宏观层面上也推动了行业和产业的发展，缓解了庞大的就业压力，从客观的指标上看，确实创造了连续高速增长的奇迹。
　　但是，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大多数业绩表现好、有竞争力的企业，他们的投资决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市场的景气和国外价格信号的变化。不少企业，尤其是那些生产上会带来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价值的企业，更摆脱不了国内制度(汇率制度的刚性、出口退税制度的“保护”、环境税的缺失等)给他们带来的成本“红利”，而这种制度上的保护倾向，也容易诱发企业推行低成本的海外价格竞争战略，从而延迟了产品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
　　虽然近期外资主导的加工贸易的比例有所下降，但是他们在吸收就业、出口创汇、促进企业间的竞争方面依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总之，今天中国企业的业绩的提高，伴随着巨额对外贸易顺差的扩大，这客观上给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深深地打上了贸易“大国”的烙印。但是，中国企业的业绩急速增长并没有相应地带来居民收入大幅的提高，相反，有限的收入提高，反而以存款或投资的方式进入了目前还比较脆弱的金融体系(市场和投资渠道单一、投资品种有限、运作效率扭曲等)。这主要是因为计划经济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原先国家承担的成本，并没有过渡到有效的社会福利体系中化解，而是落到了消费者个人负担的范围。
　　这就使得中国经济增长没有伴随消费的增长，成为消费的“大国”，而相反导致了储蓄的膨胀、贸易顺差的扩大，这些因素又进一步造成被动的货币供给居高不下、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过剩加剧、资本市场的价格高起高落这样一种经济波动局面。这种局面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有效的控制，那么企业的发展就会依赖于前期自身利润的积累而脱离金融体系的支撑，宏观调控的措施就很难产生根本的效果，消费者也不能分享企业业绩上升所带来的劳动收入和金融投资业绩实质性提高的好处，这也从另一方面，再次反复验证了当前改变中国经济这种金融“小国”特征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