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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6-18 江苏 锦秀文 来源:经济参考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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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燃油税”的“难产”,专家的意见很集中:一是“费改税”将使交通部门近30万员工无法安置;二是地方利益收归国家财政引发博弈;三是国际油价一直居高不下。出台一项新政,固然要平衡各方利益,但是一拖十余年,除了感慨部门利益的强大以及政府协调的不足外,或许更该反思的是我们究竟浪费了多少时间成本。
出于对历史的尊重,交通部门的利益需要平衡,但是主导二次分配的税收杠杆首先考虑的肯定不应该是某个利益集团的诉求,而应当是普通百姓的诉求。2000年前后燃油税推出计划的泡汤,最关键的问题是路桥收费人员的安置。媒体相关报道曾透露,税务部门曾拿出一份答应解决12万路桥收费员工的报告,然而交通部门报告的数字却从12万人变成了27万人。在某种意义上,“人员安置”只是一种托辞。任何一次改革都是一次利益的再分配,几十万人的利益和十三亿人的利益相比,孰大孰小一目了然。不断“择机”的背后是对部门既得利益的不肯放弃,权力移交延迟的每一分一秒都是现实增加的既得利益。
“择机”和“适时”说来轻巧,但一再的“择机”和“适时”却造成了极大的成本浪费。先算那笔人员安置账,眼下的数目已经超过了30万;再来算算油价账,从最初的每桶不到10美元到2000年前后的25美元,再到眼下的每桶60美元,燃油税的推出已经错过了低油价时期;最后再来算算节能的账,中国石油对外依赖度2020年将达到50%,用税收杠杆抑制需求总量、增加利用效率已是当务之急。
事实上,在媒体每一次关于燃油税的调查中,欢迎燃油税的民众占据着绝对优势。对于普通百姓而言,燃油税代表的公平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燃油税意味着政府对于市场规律的尊重,规范化的制度当然比诸多行政规定更有信用。从这一点来看,在公众的思想上,他们对燃油税的出台不需要模糊的“适时”,需要的是一个明确的时间底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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