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储蓄、高投资”矛盾的实质是一个收入分配问题，这一点无论是理论界还是政府已经形成越来越多的共识：当前消费率下降的根本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政府财政收入和国有企业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而居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
　　当然这其中有禀赋的因素。长期以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基本因素还是劳动力转移——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改革的推动下，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由农村向城市、由低效率的国有部门向高效率的非国有部门的大规模迁移。至今，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依然没有完成——直至2005年，在全部就业人口中非农就业人口的比重也才达到55%强。劳动力市场的这个充分自由的特征没有改变，中国的工资水平就不可能有显著的和过快的增长。也就是说，中国企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加速增长并持续超过工资水平的增长率的状态中长期内难以改变。因为生产利润分配给高工资和劳动力受益只有在充分就业的环境中才可能实现。在这样的禀赋条件下，居民部门在收入分配结构中存在天然弱势。
　　但核心问题还是体制和机制的因素——政府对经济的主导，客观上讲，近年来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对于经济的主导性明显上升，大量的经济资源要素配置权还集中在中央各职能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手中，资本要素、土地和自然资源要素，市场化程度很低，此外还有税收、市场准入等各种花样翻新的优惠政策所制造的行政垄断，导致整个资源要素价格被人为扭曲。简单核算一下吧，2006年国家预算内财政收入3.9万亿元，预算外财政收入5000个亿，加上国有部门企业当年税后利润近1.1万亿元和各级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6000亿元，政府可支配的财力高达6万亿元，接近占到GDP的30%。这是非常惊人的比例。我们现在常讲的中国的“高储蓄”问题，实际上主要是政府部门储蓄在大幅增长。按照2003年资金流量表测算，在高达44%的储蓄率当中，政府部门的占比高达21%，也就是，有9个百分点的储蓄率是政府形成的，政府部门的高储蓄导致政府及政府主导投资趋势近些年明显上升，按照2003年资金流量表测算，政府直接进行和通过企业间接发生的投资目前已经占到整个经济中总投资份额的1／4左右。可以预知的是，这一比例在近三年可能以更为惊人的速度上升。
　　而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必然导致要素分配偏向于资本、偏向于企业、偏向政府(因为政府通常是资源要素的最终所有者)，而劳动要素的比重低下，劳动收入部分和资本收入部分的相对比重降低。过高的投资率使得分配结构发生扭曲，宏观上表现为地区差距拉大、城乡差别拉大、收入差别拉大，全社会整体边际消费倾向的降低。此外，政府主导经济模式使得经济建设型职能替代公共服务型职能，政府必然将资源更多地用于竞争性领域，而保障整个市场经济体系正常运行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如法治环境、诚信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居住、收入分配等一系列公共服务产品)，由于得不到政府财力支持而建设严重滞后。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社会保障缺失导致居民出现大量预防性储蓄，金融体系进一步深化改革困难重重(由于金融生态的缺陷)，一方面中小企业、民营资本融资困窘，而另一方面金融资源越来越向着大企业、大客户和垄断部门集中，信贷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国内储蓄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转化为有效的投资等等，故此，消费增长始终低于投资增长，由此陷入一个“高投资、高储蓄”的恶性循环，难以自拔。
　　故此，只要政府、企业、居民的部门收入分配结构没有根本改变，高储蓄、高投资、贸易顺差、需求不足等等都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改观，无论是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还是贸易政策的调整。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