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首都，又是特大型城市，我们要实现科学发展，但是面临资源短缺、交通堵塞等问题，北京遇到的问题与人口规模过大紧密相关。”在昨天上午的北京团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宣武区委书记唐大生建议成立“首都人口发展委员会”，控制本市人口规模。(《北京娱乐信报》3月8日)

　　这些年来，北京像摊大饼一般越摊越大，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备受关注。然而，假若按唐大生的建议，弄一个所谓的“人口发展委员会”，就真能“一劳永逸”吗？显然，这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淹”的人口治理模式过于简单。全国人民为啥老爱往北京跑？很简单，北京不但有好的工作机会，还有更好的教育、工作与生活条件，而这些，是北京周边以及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唐大生的这种控制思想，说得不好听，是一种地方保护主义。
　　北京市人口的急剧膨胀，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是拜国家政策倾斜所赐。北京这些年来的发展，是以其他省市和地区的“虚脱”为代价。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在北京周边，有一条举世瞩目的“环京津贫困带”，“欧洲的城市”与“非洲的农村”同时出现在半径100公里的区域内，就是天津，也在北京灼目的光环下变得暗淡无光。确实，当优良的人力、物力和自然资源都紧着北京的时候，北京当然就会形成庞大的聚集效应。
　　除此之外，众所周知，持北京户口的学生在参加高考时会享受到明显的优惠，本来只能上一般本科的分数，在北京却能考上清华北大。事实上，北京的特权何止这些，“天子脚下”的优越感在某些人看来，是花钱也买不来的。要想控制北京的人口规模，我想，远不是出台什么法规“严防严控”，这样只会适得其反，必将拉大区域差距，造成阶层对立。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将北京与其他省市平等对待，这不仅是指教育、就业上的平等，更是指在资源、财政分配和政策上的平等。
　　“推拉理论”(push and pull theory)是研究流动人口重要理论之一，它认为，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口迁移和移民搬迁的原因是人们可以通过搬迁改善生活条件。流入地中那些使移民生活条件改善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中那些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就成为推力。人民有追求幸福和美好生活的权利，这是人的天性，扼杀这种天性的任何做法都是一种非人道的压迫。北京人口规模的扩大，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反映，政府要做的，不是去“堵”，而是通过政府行为，努力弥合这种不平衡。
　　在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迁徙自由和居住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户籍”本就是一把插在“自由迁徙”上的尖刀，再来一个“严控”，只会雪上加霜。在过去的几百年里，“闭关锁门”的做法已被证明是失败的，城市也是如此，它的繁荣不仅仅取决于经济结构的变迁，还取决于社会的开放程度。因此，对于流动人口，城市不但不能严控，更应该以开放的姿态迎接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