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拥有18年历史和800多名员工的深圳煌星轻工制品厂，在遣散所有工人后锁上了铁门。这家主要加工迪士尼产品的工厂，被一香港学生团体指责为压榨工人的血汗工厂后，因迪士尼公司拒绝继续发放订单而宣布停产，数百名员工因为工厂倒闭而失业。而那个香港学生团体SACOM也同样对调查所引发的结局表示遗憾，他们本来是希望通过调查来维护工人们的权益，但事与愿违。

　　这个事件的结局如此令人扼腕，最大的失望者也许莫过于那个香港学生团体，她们善良的初衷却推动事件走向了反面；最大的不幸者则是800多名深圳煌星轻工制品厂员工，他们自身的生存境遇非但没有因为香港学生团体的“维权”帮助得以改善，反而遭遇“失业之灾”。那么，迪士尼仿佛成了胜利者，他们只是取消订单，就摆脱了“雇佣血汗工厂”的外在压力。
　　我把这个事件，看作资本全球化流动下，民间维权道德生态日益脆弱的标本。在所谓经济全球化时代，大量跨国企业以及资本涌向廉价劳动力集中的国家与地区，通过劳动力价格、原材料价格等综合差别，获取更多利润，这是资本与生俱来的属性。在这个过程中，资本牢牢掌握了主动权，他们一旦发现所在地区各种成本有所上升，就会迅速流向另一个更实惠的地区。有人形象地将其称作“会飞的资本”。
　　但是，有另一股力量也在成长，那就是民间维权团体的全球化。在环保、劳工联盟、反战等各个领域，民间社团一直是确定公众价值、私人民事权利以及发动公众舆论方面的改革发动机。这些社团是富于创造性的源泉，他们敢于面对权势说出真话，不仅通过他们的出版物，而且组织各种集会活动，去影响政府决策，保护更多民众的权益。
　　毫无疑问，那个香港学生团体就初步具备了民间维权团体的功能，学生们利用暑假期间，自发到深圳两家工厂进行实地调查(其中就包括煌星轻工制品厂)，在摸清了工资收入、加班情况、社会福利等综合问题，发布了3家迪士尼公司代工厂剥削工人的调查报告，煌星厂名列其中。结果就出现了上述那一幕。
　　近年来，我们屡屡看到跨国企业对内地“三来一补”加工厂进行工人权益调查的报道，也曾经为此叫好，认为是“资本道德化”的表现。事实证明我们错了：由于“三来一补”加工厂处于全球经济链的最末端，其微薄利润不是来自生产与销售环节，而是来自于加工费的二次分配环节——通过尽量压低工人待遇来换取利润空间。而掌握议价权的跨国企业，则将本应共担的道德义务完全转嫁给了“三来一补”加工厂，他们享有的丰厚利润一文也不会少。
　　所以，当迪士尼发觉来自民间维权团体的抗议、舆论的质疑与民众的不满时，他们采取了成本最小的应急举措——取消深圳煌星轻工制品厂的订单。因为可供其选择的余地很大——还有更多的“三来一补”企业在排队争取成为迪士尼供应商呢。当然，报道中提到另一家企业——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的鸿兴(中国)印刷公司，同样是被那个香港学生团体SACOM曝光，随后进行了整改，也继续获得了迪士尼订单。但比较两者之间的不同，鸿兴(中国)印刷公司经济实力远远超过煌星轻工制品厂，他们有能力改善工人处境，而煌星轻工制品厂“宁愿”停产也无法达标的事实，映射出内地广大“三来一补”加工厂的边缘化状态。
　　要生存权还是要发展权？这是一个沉重的拷问。而要摆脱这种“发展中困境”，绝不仅仅是政府口中“产业升级”那么简单，它还囊括了农民工通过完善培训转化为技能型产业工人、劳动者维权的法律保护体系在日常执法中“落地”等更深层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