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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２７日《新京报》报道，北京市政协委员陆德山拿出提案，建议政府卫生部门正视并深入研究医院“红包”现象，用制度规范医疗“红包”行为，建立“红包”上交制度，医院可将“红包”部分返还医生，作为奖励。
建立医疗“红包”上交制度，首要条件是“红包”能够上交。但是，由于上交“红包”所得的奖励不会比“红包”原有数额大，因此，大多数医生上交“红包”的积极性可能不会太高。陆德山委员认为确保医生全额上交“主要是靠医德自我约束”，但是自我约束在利益诱惑面前的无力，注定大多数接受“红包”的医生会能瞒则瞒。
收取患者“红包”尽管尚未被法律明确定义为违法犯罪，但是显然属于医疗行业的一种不正之风。如果建立所谓的“红包”上交制度，将“红包”作为奖金部分返还给医生，那就等于承认了收“红包”的合理性。对于那些收受“红包”的医生来说，等于起到了洗钱的作用。这样一来，一些医生再收“红包”就会心安理得，甚至肆无忌惮。
谁交的“红包”多，谁得到的奖励也就多。因此，一些医生就会尽可能地多收“红包”，甚至发展为主动索要“红包”，这就有可能使收受“红包”行为愈演愈烈，从而使患者利益受到更为严重的损害。收“红包”是违背职业道德的行为，如果因为“红包”上交制度的建立而使这种行为受到鼓励，就会使当前已经不容乐观的医疗职业道德现状变得更为严峻。另外，“红包”既然只是“部分返还”给医生，那么“红包”的大部分又该怎样处理？医院既然已获得政府的部分投入，同时还向患者收取医药费，没有任何理由多拿患者一分钱。
正如北京市政协委员贾继东所说，“没有退不回去的红包”。所以，任何为收受“红包”辩护的理由都是苍白的。而遏制医生收受“红包”的行为，维护广大患者的利益，除了要加大政府投入并相应提高医务人员待遇之外，将这种行为纳入法律调整范围也势在必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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