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一个不同之处是：它的技术规则和商业规则已经根本性地改变了“文化”的传输与接受形式。也就是说，在传媒营造出来的世界似乎就是我们面前的世界的今天，文化只有先通过一系列编码负载于某个载体身上传播，我们才可能对它进行“解码”接收。
　　英国学者汤普森干脆指出，文化事实上已传媒化。不仅如此，文化在现代社会已经商业化。一种文化如果不具备消费价值，不能制成可供消费的商品，它就很难被人们“消费”吸收，占领大众的精神世界。
　　这是一种深刻的“祛魅”：商业逻辑渗透到文化体系之中，按自己的意志对其进行了编码，把它拉到了市场上来销售。很难有一种具有消费价值的文化能逃过这样的命运。
　　“圣诞节”从一个庄严的宗教节日，在现代社会变成一个任何一个人都可参与的狂欢，正是一种必然：在现代社会，一个人不管是不是宗教徒，骨子里都是“消费者”。
　　在这样的情况下，抵制和拒绝“圣诞节”是相当艰难的，因为它会面对力量极为强大的商业法则和消费者偏好的阻击。对中国很多人来说，他们过“圣诞节”不过是对“时尚”的热衷或者屈从。而这一点正是商机。
　　一个人过不过“圣诞节”是他必须受到尊重的权利。而当一个非基督徒宁愿过“圣诞节”时，我们只能说，这既不是“圣诞节”的错，也不是“商业法则”惹的祸，而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在他那儿价值排序偏低。
　　就此而言，最值得做的事情乃是去尽力“提炼”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重新建构已“沉沦”了的“文化主体性”。而“文化主体性沉沦”既与文化本身有关，也与政治、经济、人权等的“沉沦”有关。

(作者系知名青年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