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腕治污的临沂似乎遇上了比污染还麻烦的问题。

　　4个多月前因大气污染严重，华东督查中心约谈临沂市时任代市长张术平。作为新环保法施行后第一批被约谈的城市，临沂的污染经央视《焦点访谈》等媒体曝光，引发全国关注。

　　重压之下，临沂在约谈后第五天，突击对全市57家污染大户紧急停产整顿，成为全国惟一在约谈后采取停产整顿的城市。

　　然而几个月过后，铁腕治污在短暂的好评之后，开始爆发种种后遗症。企业停产引发的数千亿元债务危机、6万失业人口及15万受波及的相关人群似乎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更加严重的“次生”伤害。临沂当地警方透露，随着失业人口增多，当地盗抢案件增多，犯罪率出现上升迹象。

　　临沂并非特例。河南安阳、湖南衡阳、贵州六盘水、河北承德等地级市的“一把手”，都被环保部公开约谈。正如被环保部约谈的张术平在接受这次约谈时所表示的，“心情十分沉重”，但“决心也是非常大的”，“我向你们保证，不会再有第二次约谈”。

　　为粗放式发展买单，可是这个弯显然转得太急。没有准备不计后果的强制关停带来了更深的社会问题致使事态发展超出政府和企业预料。

　　长期以来环保部被指拿着棉花棍子打谁谁都不疼，愈演愈烈的环境污染迫使舆论质问与责难的“火力”首当其冲就对准了环保部门，倒逼环保部走向强势，被称为“史上最严”环保法加大了对企业违法的处罚力度，也增加了对行政监管部门的问责措施，凭借按日计罚、约谈、行政拘留等利器，强势不言而喻。

　　然而最严环保法今年一实施就迎头撞上了经济下行步步紧逼，一些地方稳增长保就业与强化环境监管之间的矛盾变得尖锐。尤其是传统产业分布密集的地区，这样的矛盾在诸多“临沂市”上演并不断发酵，环保执法在基层长出了几颗“虎牙”，可“咬下去”之后留下的“伤口”却在意料之外。

　　由于缺乏配套的缓冲政策，强势环保之下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环保并非是环保部门能够完成的事情。

　　严法应时而出，反映政府铁腕治污、猛药去疴的决心与力度，也凸显了中国发展转型阶段所承受的巨大环保负荷。但巨大的环保负荷单靠一个环保部关停污染企业远远无法消化，重积难反，环境治理必将是一个规模浩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生产生活的许多方面，不能用单一的线性关系来分析，也难以指望某个职能部门的“单打独斗”，企业停产之后如何整改，整改之后如何规范，环评遗留的历史问题如何解决，环境治理所带来的产业转型与革新更需要多方的力量共同化解，传统的指哪打哪的单线环保思路虽然能解污染一时之急，却解决不了环境污染的长远之忧。

　　临沂式的环保，很容易让环保走向危险的极端主义，这种意识一旦主导公共政策，如此奢侈的环保，玩不起的不只是临沂。如果推行的环保治理措施只考虑技术可行性却忽略了经济可行性，这样的“超强环保部门”会带来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资源流失的风险，由此导致的失业率终将影响经济与社会稳定。所以，别把环保当成环保部门一家能完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