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和经济参考报联合主办、北京迪信通商贸股份有限公司协办，以“宏观经济走势与中长期发展”为主题的双月座谈会日前在京举行。围绕4月3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下一步经济工作的部署以及如何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刘树成、吕政，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等专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胡鞍钢：不要低估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我们2011年做了一个课题《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和世界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同时起步研究2030年的中国。国际部分主题是“大同世界”，首次发现南北大趋同，转折点出现在2010年，南方国家GDP占世界比重大于北方国家的比重，到2030年南方国家GDP占世界总量将上升至2/3，其中中国就占了将近一半，北方国家比重则降至1/3。
　　这一次南北大变异确实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引发的，20世纪90年代已经开始明显了，到了2000年以后就更加明显了，我们首次把中国放在全球南北方国家的大框架下进行讨论和分析，因此对一些国家的预测，像南方国家的巴西、俄罗斯、印度，像北方国家的美国、日本、欧盟。那一次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做了一次比较长期的研究（2010-2020年）。当时从增长潜力的角度来说，大体应该是8%左右，到2030年，考虑到中国有几个大的约束条件，主要不是在经济上的约束，恰恰是生态和资源环境的约束。第一是能源供给的约束；第二是主要资源的约束，如水资源、耕地资源、矿产资源；第三核心的问题是环境质量。
　　最后也是最大的约束，就是碳排放，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碳排绝对量是上升的，占全球的比重是上升的，因此提出了一个适度增长率，大体在7.5%左右。分析认为，从2011年到2020年大体是8%，2021年到2030年是7%，如果能够从10%降到8%的话，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弹性系数都会有所下降，这样就告别了能源消费高增长、电力消费高增长，包括煤炭消费高增长。
　　这个研究首次在全球背景下分析了中国的中长期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认为从过去几年，特别是从2012年以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不断调整了年度目标，从8%（2011年）下调至7.0%左右（2015年）。“十二五”时期确定的预期目标是7%。7%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特点就是国家定的指标是给所有的地方提供一个底线，因此它的实际增长率会超过7%，2011年到2014年平均增长率是8.0%。2011年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年度目标是8%，第二年又是8%，后来才变成7.5%，现在是7%左右。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率这几年下降，实际上是主动调整的结果。
　　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四化”同步，补上农业现代化这块短板。现在看来还不只是“四化”同步，应是“五化”同步，特别是基础设施现代化。我们做过这方面专门的研究，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是1.6%，这个基础设施是三大块，一个是电力基础设施，第二个是交通基础设施，第三个是通信技术设施，它们都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互联移动网，宽带网络建设，特别是这次铁路革命，美国从1828年有第一条火车以后，到1920年修建了40多万公里的铁路，这也使美国成为统一经济市场，特别是1870年南北战争结束以后，基本完成了一次大规模重塑美国经济地理的过程，也使美国成长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经济体、贸易体。但是谁也没有想到100年后中国带头发动第二次铁路革命，这场“高铁革命”现在还只是刚刚开始，中国高铁运行里程就已经达到世界总数的将近60%，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是一个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革命过程。这个革命包括多方面，不仅有交通革命，还有电力革命，特别是国电网、南方电网特高压跨区域、长距离、大容量输电，这个技术难关取得重大突破，而且使用大量云南的水电到广东，西电东送，北电南送。将来在洲际之间都有可能变成特高压、智能电网等等，中国有可能变成21世纪全球基础设施的创新者、领先者、推动者和投资者。
　　这些事实都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不是一两个，而是五大发动机，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网络化，还有基础设施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而解决中国农业现代化就要通过五化同步来破解“三农”的最大难题。例如最近交通运输部刚刚提出来，到2020年我国乡镇和建制村将全部通硬化路，养护经费全部纳入财政预算，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部通客车。用公共财政负担农村公路的维护和修建，这是过去从来做不到的，现在已经明确要做到。如果农村路通了，网络也通了，那么“一通百通”，农产品可以卖出去，农民也可以买到日用工业品，加速城乡要素的流动和商品交换。
　　从2016年到2030年的研究结果表明，增长潜力的区间其实还是比较大的，从6.3%到7.3%之间，甚至可能还会更高一些。我们认为适度增长率应该在7.2%左右。
　　现在经济学家有不同的观点，我不认为马上就会降至低增长。从经济周期来看，可能还没有到低谷，也可能很快进入上升期这个阶段，而且这次经济周期也拉的比较长，不像过去五年就一个周期，现在十来年才是一个周期。这次周期性下降的因素比较大，我认为外部因素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冲击）因素，也是一个结构性因素。
　　我们都知道，二次大战以后，全球的贸易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这几年正好倒过来了，中国过去30多年都是贸易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而且2006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65%，而后大幅度下降，2014年已经降至41.5%，这表明外部需求的相对减少对中国经济增长下行还是产生了很大的直接影响。不是说今后外需增长就停滞了，随着南方国家的进一步增长和融入全世界，还会带来新的外需增长，但不可能像过去中国加入WTO之后那么高的外需增长。因此，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确实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计算数据的问题，在背后到底是什么机制，促进或减少经济增长，这样讨论中长期发展趋势就非常有意义。
　　到底现在中国还有什么样的潜力、优势？或者已有的优势是否减少了？客观地讲，全世界都在预测中国经济增长及前景，实际上没有几个是对的，大都是低估了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主要是他们常常“见物（指GDP）不见人（市场主体）”。他们并不晓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主体国家，而且如同滚雪球越滚越大。过去是计划经济体制，没有什么现代企业，产权都是非常模糊的，只用了20-30年的时间，中国已经成为拥有现代企业、微小企业最多的国家，超过了欧美日总和。这是让外国人吓一大跳的。我对来访外国人讲，刚刚公布的1-4月的数据，全国实有各类市场主体超过了7200万户，注册资本（金）142.5万亿元（相当于23.2万亿美元），其中私有企业超过2000万户，其余主要是个体工商户，大多数的私有企业都是从个体工商户逐渐发展起来的。假定1%的优秀成功率，就是70万户优秀企业，10%的成功率就是700多万优秀企业，而美国全部的市场主体登记数只有800万户，欧盟一共是2000万户。中国工商登记制度改革之后，预计市场主体规模很快会超过1亿户，因为2002年只有3100万户。如果完全按照经济增长模型分析，劳动力增长率是非常低的，但是2002-2014年市场主体年平均增长率为7%。即使是按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计算，也没有能够反映这些市场主体的企业化、组织化、网络化（如阿里巴巴、腾讯等）、专业化等无形资本的贡献。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连世界银行这类很专业的国际机构都始终没有预测准过中国经济增长趋势，或者说总是大大低估了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如果他们能够接触到中国的创业者和就业者是多么的勤奋和辛苦，又是多么的好学（包括仿造复制）和创新，也许就不会相信根据经济模型计算的结果。
　　我也在不断地调整我们对未来的预期，我们算下来也是吓了一大跳：如果按照1952年为1的话，　2014年GDP是1952年的132倍；到2020年GDP是1952年的204倍；到2030年GDP是1952年的405倍，可能超过了OECD国家GDP总量。
　　如果按照7%的航速前行的话，我的基本结论是，中国GDP无论按照哪一种方法计算，到2030年都能达到美国2倍左右。中国这个块头非同一般，主要原因就是1978年经济起飞时，中国总人口达到了9.6亿人，相比而言，1870年美国经济起飞的时候只有4000万人，到1913年，花了43年的时间，不仅完成了经济起飞，还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贸易体、发明专利国。中国经济起飞的时间会超过美国43年的时间，至少延续到2030年，大约是50年以上时间，那时中国总人口达到14亿人，市场主体从今日的7200万户达到1.4亿户，即相当于总人口的10%，一旦释放出巨大的潜力和创造力，人们很难想象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就像15年前中国还是第六大经济体、第八大贸易体，没有人能够预言今日中国是第一大贸易体、第二大经济体。

　　王建：以城市化打开内需通道

　　中国崛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环境。再往后看，可能会出现一场国际的大乱局。美国现在面临着一场新的危机，它的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不对称，实体经济基本上在原地踏步，工业从危机后到去年底只增长了1%都不到，这是非常微弱的增长，但是它的三大股指全部远远高于危机爆发前，所以新危机又在酝酿中，去年12月份美国的资本净流出达到了17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3月份美国资本外流又在千亿美元以上。
　　中国要超过美国成为经济第一大国，这个前景是毫无疑问的。美国现在大概是830万注册企业，但从2008年开始，美国企业的出生率已经是负值，到2011年倒闭企业已经比新办企业多出7万个，已接近注册企业总数的1%，说明美国经济正在从成长转入萎缩。而且不仅是差的企业在倒闭，危机前美国上市公司是6800多个，到目前已减少到5000个。在虚拟资本时代，金融资本为了挣钱就是要美元坚挺，不顾产业资本的死活，所以美国的实体经济会不断萎缩。目前美国由于虚拟经济再度膨胀，面临着新危机，所以要在欧洲和亚洲制造危机，使美国从危机中解套。
　　现在中国经济严重下滑，但我们不缺需求，又有全球最强的实物生产能力，缺的是把国内需求焕发出来的正确路线。新领导2012年上来后首先是在政治上反腐，经济上的主线是通过改革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反腐会降低官僚体系的运行效率，领导已经预料到了这个结果，所以要把推动经济增长的功能交给市场。所以反腐和更彻底的市场化是一条线的。
　　“新常态”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率下降是发展阶段转变的结果。但不是说中国经济增长应该到了下滑期，或者说下滑是正常的。
　　说中国经济到了一个转折期，服务产业比重上升了是结构转换的标志，也是不全面的，这是有国际经验可供参考的。我们看一看工业化先行国家，他们的产业结构变动过程和经济增速是什么关系？普遍规律是从农业为主到工业为主是提高速度，工业里面轻工业到重工业还是提高速度，重工业从重基础到重加工还是提高速度，只有从工业进入以服务产业为主导的后工业化社会是降速。因为服务业没有像制造业那么长的加工链条，比如餐饮业服务从炒菜到饭桌就那么短，和制造业的产业链没法比。
　　后工业化社会的主要标志是工业化任务已经完成，服务产业比重超过50%，这是国际规律。但是中国今天到了服务产业为主导的时候了吗？我们现在还有9亿农民，所谓进城的农民工在城市只是打工，没有在城市生活定居。他们在城里面对服务产业的消费基本是0，拿手机看一看是全部的生活娱乐，当我们服务产业的劳动力只有40%的时候，中国还有9亿农村居民的时候，说中国已经到了服务产业为主导了，到了从工业转到后工业的社会了，为时过早。西方国家现在面对的新常态，就是一次危机以后迟迟走不出来，过去五六年一次的资本主义危机，到今天变成日本20多年走不出来，美国七八年走不出来。中国今天降速是因为国际需求大幅下降了，但是国内需求却打不开，原因是城市化严重滞后，有2.6亿农民工在城市只挣钱不消费。
　　所以，城市化是打开内需的通道。一个简单的账，如果中国达到7000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时，社会消费就得增长两倍半，就是GDP增加两倍半，是9%速度持续15年才能实现的，而这样一个目标现在达不到，却认为产能太大了要淘汰过剩产能，这样的认识是不对的。反过来说，抓住城市化这个纲，就能打开内需这个目，重新实现中国经济的高增长。
　　现在的国际环境对中国有利。发达国家酝酿的新一轮货币霸权争夺战和新一轮金融危机会继续削弱它们的实力，我们要抓住这个大变动的时机，加快发展中国的实体经济。

　　刘树成：“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率能够适度回升

　　关于2020年经济增长速度理论界大体有几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认为从现在的7%降到6.5%，2020年还会进一步降到6%或者比这个还低。第二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保持在7%这个下限水平。我认为如果国内政策得当、国际条件改善，“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率能够出现适度回升。经济增速问题应该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厘清。
　　第一，新常态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速一路下行。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我们要主动适应新常态，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使经济增速一路下行。
　　第二，宏观调控只守住下限是被动的。与其守住下限，不如把握中线（7.5%左右）。把握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中线，可使宏观调控上下都有回旋余地。从下方的回旋余地来说，把握中线就可以扭转只守住下限的被动局面，不至于总担心经济运行会滑出下限，不需要年年打“下限保卫战”。要摆脱年年打“下限保卫战”的被动局面，把握合理区间中线，这已经不是靠短期的微刺激措施、不是靠临时的反周期对策、不是靠简单的放松政策、不是靠一个个零碎地推出一些项目就能解决问题的，而需要宏观调控“大手笔”。这就是要把目前短期的、应急式的项目应对办法，改革为构建中长期发展的新棋局，采用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力量的总体应对办法。如包含城镇化在内的四大战略就是中央从更高层面做出的战略布局。
　　第三，新阶段新探索。今年党中央正式提出关于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战略构想，包括“四个全面”和“稳增长”、促改革、谋发展，这是对新阶段面临的新情况做出的新调整新探索，是及时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相关链接：采取积极和宽松政策应对下行压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