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和经济参考报联合主办、北京迪信通商贸股份有限公司协办，以“宏观经济走势与中长期发展”为主题的双月座谈会日前在京举行。围绕4月3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下一步经济工作的部署以及如何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刘树成、吕政，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等专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郑新立：克服经济下行趋势必须采取强有力对策

　　4月3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了下一步经济工作，提出要“高度重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这是对当前经济运行风险做出的正确判断。落实会议精神，需要在以下几个问题上统一认识，采取行动。
　　一、克服经济下行趋势必须采取强有力的对策。经济下行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形成了巨大的惯性。仅靠通常情况下的需求拉动力已经难以实现经济增速的止跌回升，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曾连续5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每年发行长期建设债券1000多亿元，才改变了需求不振、通货紧缩局面，不仅拉动了当期经济增长，而且为进入新世纪之后长达10年的黄金增长期奠定了基础。这一次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超过亚洲金融危机。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扩大内需的对策，难以克服经济下行的惯性。
　　二、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当前国民经济中的矛盾很多，但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这是30多年来投资率不断攀升、消费率不断下降的结果。需求不足与产能过剩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生产过剩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我们成功地解决了计划经济下的“短缺”难题，但对市场经济下的“过剩”尚缺乏深刻理解，更缺乏有效的解决办法。我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人均消费支出只有美国的十二分之一。6亿多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不足城镇居民的三分之一。在这样的发展水平上就出现经济增长乏力，不是别的什么原因，一定是我们的经济体制和政策出了问题，未能把增长的潜力释放出来。
　　三、警惕通货紧缩可能引发的各种风险。我国PPI已经连续38个月下降，CPI也降至1%左右，证明通货紧缩已经相当严重。企业已形成不良预期，缺乏投资积极性。特别是煤炭、钢铁、房地产等行业困难加大，一批中小企业经营风险加大，持续下去将出现一些企业倒闭，引发银行不良资产增加甚至金融动荡。如果等到出现这种局面再来采取措施，将付出更大的代价。政治局会议提出防风险，主要就是防止通货紧缩引发的风险。
　　四、应当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当前我国债务率不高，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有较大空间。建议扩大长期建设债券的发行规模，通过贷款贴息、资本金补助等措施，引导银行贷款和民间投资方向，促进结构调整。近4年来我们实行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一种紧缩的政策，要改变紧缩的货币政策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什么说近些年实行的是紧缩的货币政策？只要看一下统计数据就会一目了然。1991年到2010年的20年间，我国M2的年均增长速度为20.5%，GDP的年均增长速度是10.3%，M2增速为GDP增速的2倍。世界历史经验证明，在经济快速成长期，M2增速保持在GDP增速的2倍左右是合理的。长期高于2倍，会出现通货膨胀；长期低于2倍，则会出现通货紧缩。这是客观经济规律。反观我国2011年到2014年，M2的年均增长速度是13.5%，比此前20年的增速陡降7个百分点。同期经济增速随之降为8%。今年1—4月，M2的增速进一步下降到10.1%，比前4年又下降3.4个百分点。近4年多来M2增速的大幅度下降对经济减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财政政策主要是管结构，货币政策主要是管总量的。出现总需求不足，主要应通过扩大货币发行来解决。一个时期以来，不少人以货币化率已经偏高为由，主张收紧银根，忽略了中国证券化率明显偏低这个事实。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育不足，企业融资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因此，我国货币化率略高一些是正常的、合理的。为了防止银行贷款流入股市，制造资本泡沫，应按照规划确定的方向和重点，实行点贷或窗口指导。这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成功经验，目前依然有效。今年以来，出现银行贷款用不出去的新情况，以致不久之前央行正向回购金融机构的流动性上千亿元。这是由连续几年经济下行造成企业投资意愿下降带来的结果。对此，只能通过增加政府投资和强化民间投资鼓励政策来解决。总之，稳增长亟待货币政策的支持。
　　五、加快对阻碍城乡一体化的各项旧体制的改革。4月30日下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京津冀三个省市的一把手讲了城乡一体化的体会，总书记做了重要讲话，强调要“努力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从而为农村发展注入新活力，促进城乡居民收入逐步均等化。再次聚焦农村改革，释放农村劳动力潜力、土地潜力、消费和投资需求潜力，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根本举措。
　　当前，应当把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工市民化这三件大事连为一体来推动，核心在于加快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承包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制度改革，通过土地抵押、担保、转让，促进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农业现代化将增加对农用工业资料的需求，新农村建设将增加对建筑材料的需求，农民工市民化将增加对城市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公共服务的需求。把6亿多农村人口和2.8亿农民工的巨大需求释放出来，足以支持我国经济以7%以上的速度持续发展到2030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就提出允许土地的占补平衡在省域范围内进行，但是至今只允许在县域范围内进行。据最近我们到河南新乡市的调查，农村宅基地退出并复垦后，新增加的建设用地指标，若在县域范围内出售，一亩只能卖5万元；若在地级市域范围内出售，一亩可卖到20万元；若能在省域范围内出售，一亩可卖到50万元。土地制度改革与三件大事紧密相关，需要综合配套，整体推进，才能取得突破。有的同志担心土地制度改革会冲击18亿亩耕地红线，如果改革到位，不仅不会减少耕地，反而会增加耕地。目前农村宅基地共占地2.2亿亩，农村人均建设用地为城市的3倍多，有大量空心村。在城乡结构的历史性大变革中，土地制度改革长期滞后，已经严重制约了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承认农村土地的商品属性，允许其进入城乡要素市场，可起到一箭三雕之效果：一可以促进耕地经营权流转，发展土地集约化经营；二可以增加农民转让土地承包权、使用权的财产性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三可以实行农民工退出宅基地与在城市购买保障房挂钩，让4.2亿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城镇全家团圆、安居乐业。做好这三件大事，近期可拉动经济止跌回升，中期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可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吕政：当前政策重点应着眼于扩大内需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供给不足的矛盾，经济工作的重点是以增强各种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为主导。目前经济下行压力面临的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的问题，因此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政策重点应当着眼于扩大国内有效需求。
　　第一，提高农民收入，增强农民购买力。我国工业产能过剩，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业无限扩大的趋势遇到了农民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由于农民支配的生产资料少，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业产出的剩余产品的价值难以与工业品交换，两大部类以货币表现的价值形成巨大的不等式，从而导致农村的工业品市场狭小。要改变这种状况，根本出路在于继续促进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推进农村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和社会化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它既有利于减少农民和富裕农民，又有利于增加城镇劳动力供给，降低企业劳动力成本。因此需要积极推动农村土地经营方式的改革，改变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与现代大工业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的矛盾。
　　第二，保持适度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经济增长速度与投资率成正相关关系，即经济增长速度等于投资率除以投入产出系数。2001-2010年我国经济出现高增长，主要原因是这一时期的投资率一直保持在45%-50%，其积极作用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强了我国经济的供给能力，扩大了经济总量。问题是资源消耗强度过大，加剧了环境污染，抑制了消费需求。2011年以来，我国固定总产投资增速呈递减趋势，2010-201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24.5%、23.8%、20.3%、19.2%和15.1%。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到2010年的20年经验数据考察，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超过25%，有可能出现经济过热；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低于16%，经济增长出现下行，投资品产能过剩。较为合理的区间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比例保持在2-2.5：1的水平。2015年1-5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11.4%，显然低于合理的投资增长水平。
　　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向和项目选择也需要进行调整。大规模修建高速公路、机场、港口以及扩大传统工业生产能力的投资呈下降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失去了方向和动力。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对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环境治理、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民生工程建设等等，都还有广阔的投资空间。在这些投资领域中，一类属于公益性的投资，没有直接的投资回报，应以财政投资为主导；另一类属于经营性投资，可以通过减税、降息等政策，引导企业及社会资本的参与。无论哪一类投资，只要决策科学，规划合理，都会产生乘数效应，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第三，降低商品住宅价格，激活城镇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房地产行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它的发展既能带动原材料工业和建筑业的发展，也能带动家庭装修装饰产业和家具、家电以及社区物业服务业的发展。而且对推进农村人口转移和城镇化具有战略性、全局性的作用。
　　从总体上考察，除少数一线大城市外，大多数地区城镇的商品住房供大于求。但这并不是说老百姓不需要买房了，而是房价超出了大多数工薪劳动者的购买能力。在总体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城镇商品房政策调控的着力点应当降价促销，而不是相反。
　　高房价加重了以居住为目的购房者的经济压力，套住了两代人的消费能力，削弱了对其它消费品的购买力，压缩了其它产业的市场空间。30-50岁的工薪阶层是我国城镇消费的主要群体。很显然，由于他们被房贷所困，必然要压缩购买其它消费品的支出。因此，轻工、纺织、服装、家电等日用消费品工业、商业服务业、家用汽车工业等产业的市场，必然受到大多数普通工薪劳动者支付能力不足的限制。高房价还抬高了城镇工商业成本，使国民经济的一系列产业失去了有效需求的市场支撑。
　　通过适当增加土地供应量，降低税费，实时开征房产税等措施，完全有可能使城镇商品房地价格回归到与当地居民可支配收入相适应的水平。

　　刘迎秋：保持经济增长中高速至关重要

　　4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充分肯定我国“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的同时，明确揭示了“外部需求收缩，内部多种矛盾聚合，经济运行趋势分化，下行压力仍然较大”的现实，突出强调要“高度重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东部七省市党委负责人座谈会上讲话进一步强调指出“要深入研究保持经济增长的举措和办法，着力解决制约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挖掘增长潜力，培育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拓展发展空间，推动经济总量上台阶”。突出强调稳增长，明确提出推动经济总量上台阶，深入研究保持经济增长的举措和办法，努力实现有效“预调、微调”，切实避免经济继续下行，对于稳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实现我国经济中长远目标意义重大。
　　第一，“稳增长”、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处在一个中高速增长水平至关重要。过低的经济增长率不符合我国国情和发展实际。有人反复论证我国现阶段即使6%经济增长率也可以容忍。这种观点和政策主张脱离了我国国情。我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年均增长率9%以上，进入21世纪后的前十年更是超过了10%，即使因经济总量已经较大、资源约束力度已经上升，从而会导致年度经济增长率有所下调，但不会也不应当发生3个多百分点的断崖式下降。我国劳动者收入差距、地区发展水平差距、国内外市场容量、科技创新能力、人力资本质量和体制改革潜在红利等因素均不支持年度经济增长率出现这种局面。PPI连续39个月负增长，4、5月份均为－4.6%，CPI连续9个月低于2%，5月份进一步降至1.2%，两者综合相当于我国已经出现了9个月以上超过2.3个百分点的通货紧缩。与此相对应，在货币供给已经持续近两年低增长基础上，今年1～5月份M2增长率为分别为10.8%、12.5%、11.6%、10.1%、10.8%，M1则分别为10.6%、5.6%、2.9%、3.7%、3.6%、4.7%。
　　第二，对2013年以来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超过第二产业这一现象要冷静看待。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达到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到今年4月底，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进一步达到51.6%，高于第二产业8.7个百分点。对此要冷静看待，不能给予过高评价。首先，这是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率大幅度下降所导致的第三产业比重相对上升。其次，统计资料也显示，第三产业中占比较大的主要是金融业和批发零售业，而银行信贷等金融中介和批发零售等，仍然层次过多、成本过高，真正的生产性服务发展仍然严重滞后，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还仍然明显低于第二产业。这就是说，在第二产业还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支柱和发展重点的条件下，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不同国民群体和行业收入差距问题、落后的乡村与发达的中心城市以及城市中心与周边差距问题以及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城乡居民住房质量低劣问题等等，都还有赖于第二产业的更大发展。
　　第三，要努力变宏观调控的事后调节为事先有效“预调、微调”。要做到科学有效的“预调、微调”，前提是找到“施调”的必要参照。其中，一个重要参照是潜在经济增长率缺口（即潜在经济增长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差额），政策调节要尽可能使其趋向于零；另一个就是通货膨胀率缺口，鉴于改革开放以来凡通货膨胀率低于2%的年份都是经济趋于衰退的年份，高于6%的年份都是经济趋于过热的年份这样一个基本经验现实，政府调控部门就一定要在这两个指数发生之前做出放松或紧缩性逆向调节；再一个就是货币供给增长倍数，即货币供给大体为同期GDP增长率1.8～2.3倍的关系，根据货币供给高于或低于此倍数做出事先逆向调控。当然，除此以外，还应当注意观察适度投资增长率和消费增长率及其临界值，但重点是观察上述三类参数，并由此做出有效预调、微调。
　　从中长发展角度看，“稳增长”的目标和逻辑是：在坚持正确把握上述三个方面基础上，切实把4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指出的三个“没有变”贯彻落实好，进一步全面深化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各项改革，坚决合并功能互相重复掣肘的政府部门、“拆庙”放权，全方位鼓励平等进入、公平竞争，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如此等等，不仅是我国经济持续中高速增长所必须，还是我国经济迈向中高端发展所必须，更是我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真正从经济大国健步走向经济强国所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