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速换挡，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状态。但是，中高速增长也是需要付出努力才可以实现的，所以需要政策给力。
●从一季度看，经济下滑的压力很大，但是展望全年经济发展的前景，通过努力经济预期目标还是能达到的，包括7%的经济增长目标。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271期日前召开。论坛成员、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韩文秀发表了题为“新常态下的2015年经济形势分析和展望”的主题演讲。
新常态是积极有为的新常态
韩文秀表示，一季度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经济增长7%，它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最为典型的一个指标，也是一个典型的标志。“新常态”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的，概括起来讲有九个方面的特点，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经济运行和过去相比的话有九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消费需求，过去是模仿型排浪式消费，现在是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成主流。曾经消费主要是冰箱、彩电、洗衣机，然后是汽车，这都是排浪式的。现在排浪式的消费已经很少了，消费需求开始个性化了。
二是投资需求，传统产业的投资相对饱和，新的投资机会出现在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领域。
三是出口需求。加入WTO以后的10多年，中国可以说迎来了对外开放的红利期，出口出现了持续大幅度的增长。但是，2012年以后进出口增速明显回落，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明显减弱。
四是生产能力，传统产业的生产能力普遍过剩，企业兼并频发，生产集中度提高。中国钢产量2014年是8.2亿吨，差不多占到全球总量的一半。中国的产能比这个还要多，差不多在10亿吨，以钢铁为代表传统产业的产能明显过剩。
五是比较优势，过去中国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的优势，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明显，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劳动力成本开始接近或高于周边许多发展中国家。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边际性的变化。
六是竞争特点，过去是以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为主，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
七是资源环境，现在很多地区的环境承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个别地区甚至超过了可以接受的上限。
八是经济风险，过去高速增长时期有些风险、隐患是处于潜藏、隐性状态的，但是，经济增速如果在短时期之内明显下滑的话，那么很多隐性的风险就会逐步显性化。比如说东北，它的经济增长速度确实很低，基本上是在5%到6%，有时候甚至更低。一些资源型城市，现在非常的困难。还有一些地方，像温州，不良资产比其它地方更高一些。
九是宏观调控，以往采取强刺激的措施效果是明显的，但是，现在继续采取传统的方式来应对经济下行的话，它的边际效益在减少。所以宏观调控需要创新，需要找到更加有效的方式和途径。
韩文秀表示，以上九个方面的变化，在今年和今后的几年还会继续表现出来。其中一个非常集中的体现是经济增速换挡，从高速增长进入一种中低速增长状态。相应的经济发展预期目标也需要调低。
不过在韩文秀看来，经济增速换挡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30多年持续高增长的时间比别的国家更长，速度比别的国家更高，已经很不简单。因此，增速换挡有它的客观必然性。但因为中国经济基数大，即使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它所对应的经济增量还是非常可观的。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了7.4%，对应经济增量大约是8665亿美元。而当年美国是6500亿美元，中国的增量已经明显超过了美国。
但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不光在描述一种状态，而且还提出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问题，既包括速度的调整，也包括结构和动力应该向什么方向演变，可以说是一种更加积极的、更加有为的新常态。
韩文秀表示，进入新常态，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然而，它改变的东西是很深刻的。战略机遇期还存在，但是它的内涵和条件实际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发展方式也需要而且正在发生一些新的变化。过去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拼资源、投入，以数量、价格取胜，这种发展方式到现在不是路越走越宽，而是越走越艰难，所以必须探索一条新的路来。
7%需要付出努力才能实现
新常态下也有新机遇，就是创新型企业可能呈现一种爆发式超常增长。
韩文秀举例说，小米科技2012年营业收入是100多亿元，去年接近800亿元，在新常态环境下连续翻番增长，跟传统的行业完全是两回事。
服务业将来也会有很多的机会。去年以来，服务业增长相对比较快，服务业的比重在逐步提高。今年一季度，服务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当中的比例已经达到51%以上，历史上第一次。而且服务业将来还会持续地增长，中国经济将来会以服务业为主。
机器人产业及其相关的工业4.0产业也在快速成长。全球都是如此，中国机器人销售量的增长甚至比全球的增长还要快。整体上讲，东北经济现在确实比较困难，但有家沈阳新松机器人有限公司是亮点。
再就是对外投资、出境旅游。去年中国对外投资超过100亿美元，已经跟利用外资处于并驾齐驱的状态。今年一季度同样如此，对外投资继续快速增长。去年出境旅游也是首次突破1亿人次大关，增长很快，但是入境旅游处于一种比较慢的增长状态，甚至在有些城市、有些地区还是减少的，包括北京。
在“新常态”下既有新机遇也有新的挑战，其中三期叠加的矛盾是现实的重大挑战。
韩文秀表示，一个是增速换挡，关键是挡位稳定在什么样水平，现在还在探索的过程当中。二是结构调整的阵痛期，最典型的问题是新旧产业青黄不接要持续多久。三是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这主要指2008年以后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出台了大量的货币、投资方面的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产能过剩、杠杆高企、负债率比较高的情况。因此去产能、去杠杆、去负债需要一个过程。这三个方面搅在一起，很可能是一个比较长也比较痛苦的过程，而且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
之所以面临这些新机遇和新挑战，在韩文秀看来，是因为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有三个本质性要求。一是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换挡的挡位会落在什么水平上现在还在继续探索，比较有共识的说法是7%左右。但是这个中高速增长不是自然就会出现，需要付出努力才可以实现，所以需要政策上面给力，很好地挖掘中国内需的潜力。
财政政策上，今后一段时期都需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今年财政赤字率从去年的2.1%提高到2.3%，提高幅度还比较有限，赤字率的水平也还相对比较低。因此，除了适当提高赤字率之外，现在也在采取一些追加的措施，包括挖掘存量资金的潜力，把以往年度结转的资金拿到今年来用，也包括对地方债务实行债权置换，给地方政府减轻利息的负担。同时还采取了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的措施，像今年准备全面完成营改增，小微企业享受优惠政策的范围也扩大了。再一个，现在企业在有些方面的制度成本比较高，比如要交五险一金，占到工资总额当中的近40%，负担比较重。今年也采取措施，把失业保险缴费率降低1%。
从货币政策来讲，2015年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广义货币量（M2）预期增长12%左右，总体上是稳定的，但是跟去年的目标、前年的目标相比低了1个百分点。所以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根据经济发展需要也可以略高些。尤其要灵活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让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实体经济，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除了两大政策之外，在扩大内需方面要有更大的作为。
韩文秀表示，中国现在正在实施六大消费工程，包括扩大养老家政、信息消费、旅游休闲、绿色消费、住房消费、教育文化体育消费，也代表了消费结构升级的方向，而且每一个方面都很有潜力。
投资在稳增长当中具有关键的作为。中国现在正在实施7大投资工程，包括棚户区改造和危房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等民生项目。
产业结构要从现在的中低端迈向中高端的水平，很重要的一点是继续提升服务业的比重。制造业要升级换代，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它是一个行动纲领、战略规划，主要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主要意思是要利用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技术把现在的制造业进行升级，使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
做好动力转换和深化改革
韩文秀表示，新常态下另一个本质性要求是动力转换，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中国将来的发展要更多靠创新来驱动，因此最近几年来，政府一直强调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需要人才、企业、政府共同努力。在人才方面，国家希望创新人才更加公平合理合法地来分享创新成果，从而激发创新人才的积极性、创造性。从企业来讲，企业要成为创新的主体，政府要继续加大科技投入，还要把钱用好，优化资源共享。从政策来讲，要鼓励草根创业、草根创新。
动力转换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是今年政府报告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主要由国家发改委制定。它主要的意思是想把互联网和经济社会的各领域要深度地融合，提升企业的创新力和生产力。“互联网+”不再局限于制造业，也不再局限于第二产业，可以说跟经济社会是一个全方位的深度的融合。
韩文秀表示，还有一个根本性要求是要把改革开放扎实推向纵深。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要在很多方面继续推进改革。包括政府自身改革、投融资改革、价格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等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今年要制定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三个清单，要求省一级的政府要把权力列出一张清单向社会公布，由谁负有什么责任也要列一个单子。
还需要实施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其中，建设高标准的自贸区是今后很重要的举措。高标准的自贸区会有一些更高的要求。此外，中国跟美国正在商谈中美投资协定。我们现在需要通过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来倒逼深层次的改革。
实施好新的三大战略
韩文秀表示，在新常态下要有新作为，要实施新的三大战略。
第一，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
合作的重点是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他介绍说，曾经跟有关领导同志到过若干国家。到那以后，这些国家都会跟你提出来一大堆的项目，说我们希望中国企业能来投资建哪一个电厂、哪一条公路、哪一条铁路，我们没有钱，希望你们给优惠的贷款，将来可以通过项目偿还。很多周边的国家对中国到它那投资、承包工程都有很高的期待。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需要金融支持。因此，中国现在设立了亚投行和丝路基金。这是两个重大的创举。亚投行最近一段时间非常热，创始成员国很多，这表明中国在国际影响力吸引力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软实力重要的标志。丝路基金是中国自己设计的，已经开始了运作。
第二，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韩文秀说，北京、天津、河北这三个地方很近，但是它们的经济发展很多时候是相互割裂的，落差也很大。比如说，河北省几乎没有一所大学入选了“985工程”。还有一个是环京津贫困带，北京和天津周边有一圈，因此协同发展很有必要。现在制定的协同发展的规划，首先想突破的是三个方面。一个是交通一体化，现在从北京到周边一些地区的高速路还不通，要多打通。再一个是需要产业升级对接。河北省的产业当中，传统产业占的比重太大，层次也比较低，因此在河北和天津建了很多的产业对接区，希望能够把北京的产业转移到河北、天津。最感兴趣的是中关村，河北、天津老是盯着，有什么好的创新成果希望到它那去开发。
第三，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
长江经济带包括11个省（区、市），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40%。具体包括长江黄金水道治理，沿江码头口岸等重大项目，构筑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产业转移示范区，引导产业由东向西梯度转移，建设绿色生态走廊等。
韩文秀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在今后一个时期的大逻辑是科学认识新常态，主动适应新常态，积极引领新常态。只有这样，将来经济发展才可以有更高的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回到当前来讲，还要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和针对性。需求和供给并重，短期内更注重需求潜力的挖掘。增支和减税并重，短期内更注重增支。宏观和微观并重，短期内更注重宏观。增量和存量并重，短期内更注重增量。大头和小头并重，短期内更注重大头。
最后，韩文秀表示：从一季度来看，经济下滑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政策措施力度也要加大。从全年经济发展的前景来说，通过努力还是能达到经济预期目标的，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
问与答
问：珠三角地区在国家全局中是怎样的发展思路？
韩文秀：珠三角在“4+3”区域经济战略里面是有的，其中有一个东部率先发展，包括整个东部沿海地区，包括广东，包括珠三角。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到泛珠三角继续深化，广东或者珠三角在国家发展全局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曾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经济总量最大、出口规模最大的一个地区。包括国家的政策和战略，应该说在这最集中了，像最小的特区，四个广东占了三个，港澳合作我们也出台了很多措施，现在自贸区广东也是一个。应该说珠三角在国家发展战略当中一直处于重要位置，而且这些地区发展得还是很不错的，尤其像深圳，在别的区域感到很困难的时候，深圳的发展还是相当好的。如果别人有困难的话，它的困难相对来说更少一些，而且可以说已经走出一条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子，将来的道路会越走越宽广的。
问：“一带一路”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韩文秀：“一带一路”的建设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因为既涉及到我们中国，也涉及到很多的周边地区，离我们很遥远的国家都一起参与合作的建设，所以的确面临各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很多的。包括周边的一些国家，相对来说发展的水平要低一些，基础设施的条件要差一些，我们怎么样能够推动和有关国家的合作能够实现共赢，需要我们付出很多的努力。前面我说的五个通，都需要把它做到位之后，“一带一路”的建设才能够更加顺利地推进，这五个通都需要我们付出很多的努力，既要用力也要有智慧做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虽然已经有了些成果，但由点到面，由局部到全局还需要一个过程。
问：很多电力公司相互合并，会不会增加垄断性，合并以后核心竞争力是否真的能提高？
韩文秀：企业兼并重组不管在国内国外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也都是正常的。从垄断和竞争来讲，希望促进公平的竞争。中国现在也有反垄断执法的机构，我想可能企业从自己的角度来进行经营，包括兼并重组方面的决策。如果要是有垄断现象的话，现在反垄断搞得也是挺热闹的，不管是对外国的企业还是国内的企业都是一视同仁的。即使在外国的话也有一些本来是很大的企业合到一起的情况。这应该属于正常的一种现象。
问：今年中国汇率、利率如果发生一个大变化的话，对我们经济运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韩文秀：如果是升值过多对出口会有一定的影响。至于利率的话，要看实际的利率，现在的货币政策的目标希望引导市场利率，包括实体经济的利率逐步地下行，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最近几个月我们国内的利率水平的确还是有所降低的，所以尽管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还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方向是明确的，而且效果应该说也在逐步显现。人民币汇率对其它的货币希望保持合理均衡水平之上基本稳定，对企业来说，对整个宏观经济来说也都是好的。
韩文秀简介
韩文秀，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1984年至1986年，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1989年至1997年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副处长、处长。1997年至2005年在国家计委财政金融司、综合司，历任调研员、处长、副司长。2005年至2011年，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宏观组组长。2010年至2011年，挂职任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管理和国民收入分配。出版《中国GNP的分配和使用》（合著）、《积极财政政策的潜力和可持续性》（合著）、《人民币迈向国际货币》、《回头看：经济分析的前瞻性和可靠性》等著作，发表论文百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