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国务院批复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作为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重大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出台后国家批复的第一个跨区域城市群规划，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建设发展广受瞩目。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学术委秘书长冯奎研究员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长江中游城市群面积大，跨区域建设发展的难度大，城市群内部融合还不够，涉及的主体非常多，因此体制机制创新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核心动力，要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新的关系网络。
　　冯奎指出，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一个广域区域，城市群还处于“发育中”，发展还不够完善，这是当前阶段最显著的特征。
　　第一，长江中游城市群在全国各个城市群中的面积最大，有31.7万平方公里，相对于长三角再加上珠三角的总和，比成渝、京津冀群都要大。第二，31市纳入长江中游城市群，在各个城市群中涉及的地级市的数量也是最多的。第三，从人口来说，流向复杂性也非常高。我们估算，长江中游城市群约有3000万人口是向外流出的，其中长三角、珠三角是两个主要的流向。但同时，也有2000万流向武汉、南昌、长沙等大城市，但没有实现市民化。第四，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经济总量不低，去年达到6万亿，占全国8.8%，但比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人均经济总量还较低。第五，水环境、水治理以及相关的生态因素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重点，亮点，也是难点与焦点。
　　“我国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这几个城市群，处在趋于成熟的阶段。还有许多城市群，处在雏形发展阶段。长江中游城市群‘发育中’、‘发展中’的阶段性更加明显。”冯奎表示，它的城镇化、工业化速度都较快，经济增长率达到9%，超过全国平均数。城镇体系较为完善，城镇密度较高。城市群内部的武汉、南昌、长沙等大城市仍以集聚为主，分工体系开始形成，扩散效应开始出现，但还不是主导方向。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路径仍然是外延式为主，内涵式为辅。
　　当前，虽然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有了一些合作，比如跨省交流平台达到30个，还签署了《武汉共识》、《长沙宣言》。次区域的合作也有一定实质性的动作，例如咸宁-岳阳-九江小三角，九江-黄冈、新余-宜春-萍乡等的合作都有推进。但是，就整体而言，合作交流更多还是落在理念上、纸面上，是粗线条式的、框架式的，多层次合作还没有形成。
　　冯奎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在这三省31市的关系处理中，起主导性的还是行政隶属关系。在城市群发展背景下，就要靠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重新架构富有活力的城市、城乡之间，政府与企业、团体之间，城市群内部与外部之间新的关系网络。对于城市群发展来说，体制就是构建新的关系网络，机制就是让这个关系网具有能动性、有活力，能够一直积极向上。
　　从跨区域的特征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涉及到省际、城际不同区域。与京津冀不同，这里没有政治中心。与长三角不同，这里也没有大家都绝对认可的经济中心。与珠三角不同，这里的市场体制、机制还不完善。以前，三省31市之间以前更多讲竞争，现在既要讲竞争，更要讲合作，讲城市群内部的竞合关系。这种关系如何形成，必然要逐步培育形成新的体制机制。
　　从城乡关系来看，整个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32%，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1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2000多万的人口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各类城市生活、居住6个月以上，但没有户籍，没有完全的市民化。这个城市群中，武汉市在湖北一家独大已经多年，南昌、长沙等也都相对发达，此外还有一批有影响力的地级市、县级市。但这些大中小城市之外还有大量的农村地区，农业转移人口还很艰巨。异地城镇化、就地城镇化都需要进行体制机制的创新，集中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土地制度改革、投融资制度改革、行政管理改革等等方面。
　　从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看，长江中游城市群在交通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公共服务这些方面，长期以来主导的思想观念还是各自为战，各讲各的一亩三分地。这与发展阶段有关，也与现有行政体制条件下资源配置的结构有关。
　　冯奎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体制机制的创新改革。他建议，改革要从五方面着手：
　　首先是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体制创新。虽然已经有了长江中游城市群规划，但规划还是一种顶层设计。具体下来，在一体化的城市群规划中，中心城市、一般城市、小城镇需要在一体化的规划中谋求各自定位。城乡要素资源的流动，要尽快从小的行政区范围向城市群层面进行扩展，这样才能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其次，在综合交通的组织上进行体制机制创新。交通是先行官。对于长江中游城市群而言，涉及的城市那么多，交通方式又非常复杂。怎么样打破封锁，降低交通运输成本？怎么样促进三省物流的发展？怎么样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到城市群的综合交通发展？等等，都需要尽快研究推进。
　　第三个是水利建设与管理体制方面要进行体制机制创新。“治水”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特色。长江中游城市群有1100公里的长江黄金水道，城市群内还有长江最大的3条支流——汉江、湘江、赣江。水能变成水利，也能变水患。在治水方面的协同治理，需要进行规划对接、航道连通、港口合作安全应急、资质互认等实质性的合作，需要一系列体制机制的创新。
　　第四个是产业发展方面要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当前特别关键的，是要共建、共用、共享一些共性平台，推动城市群产业发展。这样既能降低平台建设，又能提高平台的利用效率。这些平台既包括实体的内容，如国家重大的实验室、重要的产品检测中心、跨区域的物流贸易中心；也还包括一些重大活动事件，如集中力量举办一些重大博览活动等。
　　第五个是生态环境共同治理的内容。城市群内部的水、气是流动的，对于水污染、大气污染联手共治将是下段的重要内容。目前三省在污染物排放标准上也还需要进一步统一，突发事件处理要启动共同响应机制，需要探索进行联手进行环境执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