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召开的中央深改组第十二次会议，除按惯例审议通过了一些改革方案外，还特别强调要“引导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把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

　　重用改革促进派，显然是有的放矢，不是随便说说。我们的改革带有很大程度的自上而下性质，改革的对象恰恰是改革的发动者。这就要求作为改革发动者的政府官员，必须有足够的热情和动力去推动改革。如果政府官员没有动力，改革多半就会空转。

　　过去两三年，改革与反腐并进，在取得巨大成果之余，官员不作为的现象开始引发关注。在反腐高压面前，在削权改革面前，部分官员采取消极抵抗的政策，既然没有了寻租机会，则要么束手，要么拱手，甘当庸官懒官，做一个太平官。

　　各级干部是我们全面深改和依法治国的“关键少数”，如果干部中出现动力不足，出现“多磕头、少说话”的庸官哲学，就势必让改革再次陷入“中等官员陷阱”，导致政令不出。于是，大好的改革蓝图，在公众眼中变成听不见第二声靴子响声的空中楼阁。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新常态。我们理想的新常态，干部选拔要德才兼备，德是“老实人”，才是“改革派”。

　　官员不作为，抵消着改革的效果，这从总理的数次“发飙”中可见一斑。李克强在几次会议上抨击官员的不作为，强调中国经济是干出来的，那些“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尸位素餐官员，是在误全面深改的大事。就在昨天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在讨论简政放权时，李克强一连讲了三个“段子”，再次费解地质问，老百姓办个事儿咋就这么难?政府给老百姓办事为啥要设这么多道障碍?

　　这三个段子，都曾见诸于报端。第一个是要出国旅游的公民被要求“证明‘你妈是你妈’”;第二个是参评劳模的基层工作者跑了几天也没盖完审批章，最后还是省领导特批才得到解决;第三个则是台商代表的诉苦，知识产权得不到足够保护，打官司、找政府，没人给解决。基本上，这三个段子涉及的政府部门和官员干部，对改革都没有什么主观能动性，被动地照“章”办事，推一下可能动一动，不推就不动。

　　改革促进派，在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和充分领会改革精神的情况下，最鲜明的特色就是敢闯敢担当，在当前这一轮改革面前不做袖手旁观状，而是积极投身于这场改革之中，将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顶层设计细化为具体的执行方案，而不是说风凉话，等着看笑话。可以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的成功，有诸多因素，但确实从中央到地方，启用了一批改革促进派，为彼时的改革注入动力，形成从江湖到庙堂的联动，化解了中间地带的肠梗阻。

　　当官不为民办事，就不如回家卖红薯吧，把位置腾出来，留给那些想干实事的改革促进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