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Uber广州总部被查，专车之争再起。舆论场上，专车获得压倒性的支持，不是因为专车无可挑剔，而是“天下苦秦久矣”。而这个“秦”，就是出租车牌照垄断下的打车难。

　　围绕专车的博弈，其实是中国经济转型生态的一种折射。在“互联网+”的风口下，专车更是成为前者的试金石。

　　自3月的全国“两会”后，总理提到的“互联网+”成为一个显概念，各行各业，包括各政府部门，都在积极对接这个概念。前些日子，三大移动运营商被炮轰，网速慢、网费高固然是长期理由，新的理由则是影响“互联网+”战略的实施。

　　但人声鼎沸、锣鼓喧天，并不代表“互联网+”正在横扫一切不合时宜的东西。

　　“互联网+”说白了，就是利用互联网的新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使之成为经济的新增长点。往大了说，如今泡沫泛滥，如果“互联网+”等新增长点功亏一篑，泡沫破裂后，中等收入陷阱里一地炮灰。

　　“互联网+”带来效率，也带来“混乱”，这是熊彼特口中每一个“创造性破坏”的题中之义。

　　专车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打车市场需求和供给的不适配，解决了信息不对称，从而提升了效率。其衍生出的拼车服务，更是有助于城市治霾。好处大家都看得见，但它也屡屡撞在监管墙上，被指斥“违法”或“非法”。事实上，要想抓专车的小辫子，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按照现行的法律制度，专车各种“违法”。此外，专车也肯定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如果出现几件专车司机对乘客犯罪的案件，肯定会成为攻讦专车的高潮。

　　这就是专车的效率和“混乱”。但苦秦久矣的城市中产和自由市场派，最看重专车解决城市出租车垄断经营下多年积弊的能力。一个意想不到的搅局者，为一个大家束手的痼疾提供了方案和出路，而原本无法解决问题的既有体制却对此不认可，并充满敌意地注视着。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迁就既有体制，而不能迁就体制外的新生力量呢?所谓“互联网+”不是触个网，搞几件皆大欢喜不痛不痒的互联网政绩，而是必然面临着对过度管制的考问，因为“互联网+”本身就意味着信息的高度透明和自由流动，而管制恰恰是封锁信息，封锁供需，两者之间势必龃龉。而专车因为深植民生，深得中产拥护，则将这种龃龉放大为现象级的社会事件。

　　对于中国这样有着众多管制行业的经济体，“互联网+”更是被赋予了出埃及记般的使命。“互联网+”不是奉旨锦上添花，而是要冲撞固化利益。“互联网+”出租车，冲击了出租车的垄断牌照;“互联网+”金融，冲击了银行躺着挣钱的日子，“互联网+”社交，冲击了移动运营商的利润。

　　看得出，最高决策层对于“互联网+”庇荫下的新技术和新事物，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包容，但没有上升到体制性包容的高度，这就使得很多符合“互联网+”思维的新事物频频碰壁，遭遇杯葛。正是一直以来高度管制的行业，对“互联网+”抵制最为强烈。政府部门如果以“互联网+”思维来武装头脑，就应该移走种种障碍，拥抱新事物。既然在既有体制下非法，那么就改造现有体制，改变监管方式，给予“互联网+”下的新事物以体制性的包容。

　　汽轮出现，漕船顿减;铁路通车，镖局消亡;集装箱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横空出世，一举瓦解了不可一世的码头工人协会;接线员和打字员的工作，在新技术的瓦解下，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政府再怎么强势，也未必有力量抗衡这规律。是把“白市”逼成“黑市”，还是把“黑市”纳入“白市”，是政府部门必须掂量的“互联网+”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