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许多看上去是生产的问题，实际上都是流通不畅、供需信息不对称、物流活动粗放落后所致。这些由流通环节特别是物流活动的粗放、落后所导致的损失和浪费，最终都将摊入产品定价，从而推动我国居民消费价格的持续上涨，甚至出现了“国内生产的产品在国外的售价反而比国内低”的怪相；以此引发的流通业增加值和税收的重大流失让人痛心。
●深化体制改革，彻底剔除流通过程中的体制性成本，降低全社会隐形负担，激发市场消费活力，理应是政策设计的重中之重。
在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新常态转型的大背景下，我国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业的需求极为强烈、时机逐步成熟。深化体制改革，彻底剔除流通过程中的体制性成本，降低全社会企业负担，是新时期政策设计的重中之重。制定十三五物流发展规划要把有效解决物流领域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作为核心思路与主线，并尽可能把节能降耗、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等任务目标按年度量化分解，确保圆满完成。
目前，物流业的全局性、基础性影响力越来越大，已成为“无处不在”的产业。国民经济发展与改革战略要点中也多次显现了物流业的身影，“一带一路”战略、新型城镇化、制造业改造升级、基础设施建设、自贸区建设、服务业发展、民生农产品流通、铁路公路体制改革等等都离不开物流业的强力支撑。而物流业规范监管又与三十多个政府管理机构息息相关，由此引发的行政管理成本居高不下。从“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角度来看，我国现代物流业“十三五”规划期间面临的具体问题和细节十分庞杂，其中绝大部分问题通过简政放权、松绑改革，可以放手由行业协会和企业自行解决，而少数事关全局和长远的方向性、战略性重大判断和决策要点，则需要从宏观层面统筹规划、因事施策，并纳入制定“十三五”物流业发展规划的重点课题。
我国现代物流业快速发展的时机逐步成熟，有望成为推动国民经济节能降耗、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
面对全球化浪潮和时尚消费潮流的快速传播，产品不仅要被大规模地生产出来，还要尽可能以竞争性、低成本、高效率、快节奏的流通方式，“把产品输送到最应该去”的各个角落，从而实现更大规模、更大范围的空间转移。于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等许多国家便在传统运输、仓储业的基础上，衍生了功能强大、横跨众多领域的复合型现代物流业。运用信息技术和供应链理念，整合商品货物的产、供、销、储、运等各种资源，优化流程，大幅度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是这一现代服务业形态的突出特征和发展趋势。
在“十三五”规划时期，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无人机、机器人以及其他人工智能技术对传统物流设施和运作流程进行升级改造，将极大地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效能，对于提升我国传统制造业、壮大现代服务业、优化产业布局、增加就业、改善民生、节能降耗都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
在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我国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业的需求极为强烈、时机逐步成熟。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63.6万亿元，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随着经济的扩张，不仅带来了资源、能源和环境方面的巨大压力，而且越来越无法容忍陈旧、低效、粗放、高耗的商品流程，发展现代物流业、改造传统货运业、降低全社会基础性的综合物流成本，在经济总量急剧增大的当下显得尤为迫切。
在我国不断增长的社会物流总规模当中，相当大一部分来自采掘业和加工制造业，由此发生的货运、仓储和管理活动所付出的社会物流总成本多年居高不下，物流成本占行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发达国家8到10个百分点。这种局面使产品生产时间和生产成本发生了新的结构性变化，即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被物流时间和物流成本所取代，并导致物流成本具体分摊在单位产品销售价格中所占比重，平均达到50%-70%甚至更高，从而成为了扩大内需、增进消费的新障碍。因此，发展现代物流业，缩短物流耗时，降低物流成本，不仅关系到物流业本身的转型、升级和竞争力的提升，而且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的提质增效。
我国流通成本问题十分复杂，主要原因是原有的计划经济生产型主导的统计核算系统多有缺失和遗漏，很难对实际发生的流通成本完整准确地识别、剥离、量化。从体制和政策角度看，流通成本还可以划分为经济性成本与体制性成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彻底铲除流通过程中的体制性成本理应是今后的战略重点和主攻方向。
在我国，经济分析和宏观调控往往着眼于从供给端入手，而忽视了需求端的投入产出结构变化，从而导致了重生产、轻流通的局面。人们似乎认定，任何流通成本似乎都是多余的，只要把流通环节“消灭掉”，流通成本就可以“轻易消失”。这是长期以来重生产、轻流通在成本问题上的极大误解。在生产和流通日益融合，市场信息、流通渠道、流通成本正在成为国民经济提质增效的瓶颈和制约因素的情况下，市场体制的整体效能和供求平衡，已经越来越取决于物流的发展。多年来，许多看上去是生产的问题，实际上都是流通不畅、供需信息不对称、物流活动粗放落后所致。这些由流通环节特别是物流活动的粗放、落后所导致的损失和浪费，最终都将摊入产品定价，从而推动我国居民消费价格的持续上涨，甚至出现了“国内生产的产品在国外的售价反而比国内低”的怪相；以此引发的流通业增加值和税收的重大流失让人痛心。因此必须大声疾呼，再不切实降低物流业和其他流通领域的隐形成本和体制性成本，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政策红利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难以维系。
我们以高速公路为例，可以说明物流基础设施的改善为何没有带来物流效率的提升和综合成本的下降，从中管窥体制性问题对于物流成本的加成效应。随着我国高速公路网的建设，初步形成了连接国内重要城市群之间的地面动脉体系；但是从高速公路建成开始，收费还贷就成为了一项永远没有完成的任务，即使收费总量早就超出了当初的贷款本息和设定的收费年限，但收费还在继续且甚至难以支撑人浮于事的维修保养成本，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更用不说，围绕着高速公路通行的乱收费乱罚款，最终让货车宁肯走普通公路也不愿走高速公路。根据商务部、发改委和中国商业联合会的调研结果，公路乱收费吞噬了70%的物流设施改善带来的益处，罚款-超载-再罚款-再超载的恶性循环也由此而来。多年来构筑的高速公路已经陷入一种反效率的怪圈：用户对高速公路付费，本应享用高效快捷的服务；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林林总总的收费站点，造成了巨大的延迟耽搁，用户被迫付费得到的却是严重拥堵的慢速公路，蒙受了低劣服务带来的巨大物流损失。深化体制改革，彻底剔除流通过程中的体制性成本，降低全社会隐形负担，激发市场消费活力，理应是政策设计的重中之重。
中国物流产业落后，物流成本高昂，但降低成本的潜力巨大。在“十三五”规划期间对传统货运业向现代物流业的改造升级应给予更多关注，并纳入国民经济节能降耗、提质增效“总盘子”，寻求综合治理。制定十三五物流发展规划不必四平八稳、面面俱到，而应该把物流领域长期存在的上述突出问题作为核心思路与主线确保有效解决。
将发展“第三方物流”、优化供应链流程和大幅降低传统制造业的物流成本作为政策实策的重中之重
专门为企业用户之间提供物流系统化服务的独立经营主体，被称作“第三方物流”。“第三方物流”是现代物流业，也是现代服务业的核心内容。在我国，工业企业“大而全、小而全”及其普遍“自办物流”的低效格局远未扭转。在历年来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工业生产资料投资品销售总额中，工业企业自采自销比重高达70%。发展专业化的物流经营机构，通过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机器人、无人机等新型技术手段，打造物流业专属的核心竞争力，可以有效避免企业自办物流带来的规模不经济弊端。
在社会总产品中，工业生产资料产品占75％，工业品物流总值占社会物流总值的85％以上，这些产品的市场流通，绝大部分是在工业企业之间直接进行的。而目前对工业企业为此而自设的传统式采购、库存、储运、销售机构所引发的巨额投入，以及成本和效率状况几乎胸中无数。这个深不见底的巨大黑洞正是中国物流产业落后，物流效率低下、粗放扩张、流程恶化的要害所在，也是今后改进的潜力所在。面对我国已经走入后重化工业时期的现状，尤其不能放任工业企业物流成本持续偏高的趋向延续，否则重化工业的竞争力将过快消失，从而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平稳转型升级。
比较工业企业自办物流和第三方物流供应商统计的运营指标就会发现，在不考虑企业物流内生化带来的沟通协调好处的情况下，传统制造业把全供应链的物流服务外包给第三方物流供应商，通过优化整合产、供、销的商品周转流程，可降低现有物流成本50－60％。因此，在“十三五”时期发展现代物流业，特别是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和“优化供应链流程”，是一条实施难度较低而经济回报丰厚的政策路径，将切实促进国民经济从静态化、慢节奏、高成本、低效率到动态化、快节奏、低成本、高效率的重大转变。
在积极稳妥发展的前提下，要避免新一轮的重复建设，防止把“第三方物流”作为泡沫来炒作。针对我国现代物流业发展滞后、格局散乱、家底不清的情况，需要就目前的物流资源进行全面的普查摸底。重点是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仓储设施和运输能力的种类、结构、分布、水平、闲置状况以及现代化升级改造、存量重组的可能性等等，以便为制定宏观决策和发展战略提供可靠依据。 当前尤其要制止各地采用违背物流规律的办法，到处圈地办物流的倾向。对配送中心和物流园区等“第三方物流”领域的投资行为，应当采取最严格的政策措施，强化指导和规划，注重存量重组、升级改造，避免铺新摊子，滥上项目。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