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式购买、腐败式消费等利益输送对各行各业造成的扭曲和损害由来已久、后果严重，消费替代不可能一蹴而就，腐败式购买也很难被城乡普通居民的大众消费所替代。因此，2015年及今后几年，相关行业的价格变动、市场波动将会继续。消费替代困境，预示着经济增长、消费增长要纳入健康轨道还需要一段时间。
　　●在新时期的收入、消费政策，一是“把蛋糕做大”，使各阶层、各群体都明显增加收入、走向富裕，从而实现共同富裕，消灭绝对贫困和绝对富有的两极分化；二是在这个大前提下，不仅不排除、反而要鼓励越来越多的居民家庭依靠诚实劳动和资产投资，合理合法更快地富裕起来，使更多的家庭进入中等群体，直至进入高收入群体。

　　中央带头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六项禁令”以来，依法反特权、反腐败动了真格的，经济格局、消费结构、社会风气和国际形象随之发生了积极的重大变化。2015年以及今后，要充分估计我国反腐败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全局性，充分估计反腐败对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纠正消费结构、提振居民消费、抑制公款消费（不正当的政府公务消费和企业商务消费）的积极影响，努力营造和适应新常态，因势利导寻求新机遇，培育新亮点，加快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替代。

　　反腐败是我国全局性和长期性的战略任务

　　执行“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的效果显著，同时也表明，长期以来腐败式购买、腐败式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比重和恶劣影响不可低估。与腐败式购买、腐败式消费等利益输送有牵连的领域相当广泛，诸如房地产、批发、零售、餐饮、宴请、会所、娱乐、旅游、礼品、烟酒、住宿、轿车、演出、展会、奢侈品、购物卡、古玩字画、高档培训等等。执行“八项规定”、“六项禁令”以来，腐败行为在这些领域无不立竿见影，受到了理所当然的强有力的遏制。
　　与腐败式购买、腐败式消费等利益输送有牵连的诸多行业一片萧条，诱发了值得警惕的两种情绪。一是抱怨情绪。认为反腐败过头了，小题大做，自己的生意惨淡日子不好过都是因为反腐败太严格、太较真闹的；二是幻想情绪。认为反腐败虽然势头很猛，但不会长久，风头过后，一切照旧，幻想甚至期盼风头尽快过去。
　　两种不应有的情绪都是误解误判。实际上，反腐败大幕才刚刚拉开，绝不会草草收场。从中央最高决策层对腐败严重性的清醒认识和准确判断，从中央的决心和力度、治标和治本的周密安排来看，反腐无穷期，永远在路上。反腐败将是我国全局性和长期性的战略任务，从而对我国市场价格和供求结构的影响也将是全局性和长期性的，而不是局部的、暂时的，对此应有清醒的估计。各行各业都要丢掉幻想，丢掉抱怨，积极看待反腐败对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而积极的影响。诸多与反腐败相关的商品价位一定会在剔除“腐败式购买”因素之后作出新的积极健康、适应性的市场化调整，被腐败式购买扭曲的市场供求关系也一定会得到显著的纠正。
　　同时也应该看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腐败式购买、腐败式消费等利益输送对各行各业造成的扭曲和损害由来已久、后果严重，不可能一蹴而就，腐败式购买也很难被城乡普通居民的大众消费所替代。因此，2015年及今后几年，相关行业的价格变动、市场波动将会继续，商品价格和供求结构将会继续作适应性调整。消费替代困境，预示着经济增长、消费增长要纳入健康轨道还需要一段时间。

　　加快大众化消费转型升级　培育正当健康的高端消费

　　尽管完成消费替代需要时间，但也不能停下来坐等。在“三期叠加”的复杂形势下，除了已经出台的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构筑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外，尤其需要寻求新的市场机遇，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加快大众化消费转型升级，同时培育正当健康的高收入群体的高档消费，加快消费替代进程。因此，在剔除腐式消费，剔除不健康的炫耀式消费，提倡绿色消费的前提下，培育正当健康的高档消费及其相关产业，仍然是值得研究的重大政策问题。
　　高收入群体的正当消费具有示范效应。消费提升是个动态过程，高收入群体的今天就是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的明天。例如早年被当作富人身份象征的手机如今已遍布城乡绝大多数家庭，轿车也逐步进入千家万户。满足高收入群体的需求同样是扩大内需、增进消费的重要任务，更是新时期剔除腐败式消费之后，填补空白、尽快完成消费替代的重要举措。按照中国普遍实现温饱、达到小康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这三大战略目标评价，高收入群体及其消费购买力（加上多年的储蓄积累），在总体上，已经处于从国内富裕型家庭率先向国际中上水平冲击、跨越的阶段，是国内消费水平、消费方式与国际衔接示范的先导力量。换句话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代表居民未来的高收入群体，中央提出的第三步战略目标不再遥远。
　　在目前中国的消费供给水平、供给结构之下，边际消费倾向历来最低的高收入群体，恩格尔系数已经降至10－15%以下，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准，属于“该有的都有了”，在衣食住行、享乐发展等消费需求各个方面，是最讲求名特优新精和生活品质的先导群体。而由于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历来最低，购买欲望不旺盛，使之拥有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较大部分。因此，高收入群体除了将巨额收入转向股票、债券、储蓄等投资以外，　家庭支出安排通常是购买高档服装、贵重家电、高档住宅、高档轿车、高档餐饮、高档休闲娱乐健身等等，尤其在购买保险和子女教育方面舍得花钱。
　　同这一群体的消费需求相对照，现有大众化、排浪式的消费供给已经过时，中国更高层次的精品化、个性化消费供给有待开发。而长期忽视国内高端消费品的自有品牌建设，质次价高税重，致使高档产品几乎被进口洋品牌所把持，民族品牌被压抑。高档需求在国内得不到满足，就会“肥水外流”照顾了“别人的生意”，促使高收入群体把高档需求大规模转向国外。近年来在“吃喝玩乐加购物”的出国旅游热中不乏高收入群体的身影。数据显示，2014年世界高端消费品销售额2300多亿美元，近半数被中国游客购买；中国出境人数已经超过1亿人次，境外消费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600多亿美元。倘若把这1万亿元海外消费引回国内，将对经济造成巨大的拉动作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可以提高4个百分点。因此，引导高档消费回流已成为新时期的政策选择。在消费品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要不断改善高端产品供给，彻底改变高端产品一边倒的流量、流向，把每年巨额的消费购买力留在国内，不仅要实现中国气派、中国文化软实力高端产品的自主设计创新，用以替代进口的洋品牌，而且要推出中国特色产品抢占国际高端市场的制高点，用行动和业绩改变崇洋媚外意识，赢得与我国经济实力相匹配的世界席位，也赢得国人的体面和尊严。
　　在新时期的收入、消费政策，一是“把蛋糕做大”，使各阶层、各群体都明显增加收入、走向富裕，从而实现共同富裕，消灭绝对贫困和绝对富有的两极分化；二是在这个大前提下，不仅不排除、反而要鼓励越来越多的居民家庭依靠诚实劳动和资产投资，合理合法更快地富裕起来（靠贪赃枉法、巧取豪夺、贪污受贿而暴富者不在此列，这类人理应依法制裁、加以剥夺），使更多的家庭进入中等群体，直至进入高收入群体。对此，　伟人邓小平曾经深情而又急切地呼吁中国人民：“穷了几千年了，不能再等了！”　中国的基本国策和基本目标是要尽快使全国人民都过上殷实的小康生活，并不断向更高水平迈进。在新时期，千政策、万政策，　富民政策必须坚定不移地排在第一位。一言以蔽之，社会主义不是“消灭”富人，　而是“消灭”穷人，消灭贫困。
　　总之，提出高收入群体的高消费替代，就在于避免在反腐败过程中“一锅煮”，把正当健康的高档消费和消费品生产流通一同反掉。在铲除腐败式消费的过程中，及时促进消费替代，推动经济回暖，繁荣国内市场，占领国际市场，应该是优化消费政策的着力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