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国务院公布《存款保险条例》。国务院同时宣布，将于5月1日开始实施存款保险制度。据国务院公告，存款保险实行限额偿付，最高偿付限额为人民币50万元。被保险存款包括投保机构吸收的人民币存款和外币存款。据此前媒体报道，50万元赔付上限可以覆盖99.63%存款人，专家分析称，超50万元的可分散存几家银行。

　　对于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目的，不少公众和媒体都强调，是为了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这个理解当然没错，但不全面，容易形成误导。过去几十年，中国因为没有存款保险制度，央行和各级政府事实上为所有存款类金融机构提供了担保。从1990年代各地合作社的兑付危机来看，这种解决金融风险的方式，违背了金融规律。既让存款人漠视金融风险的存在，也导致存款类金融机构疏于财务纪律，甚至不乏价格战，不能体现不同机构的风险溢价。而为了安全起见，相关部门不敢贸然放开存贷款利率管制。各存款类金融机构也习惯了利率剪刀差，不愿意利率市场化。

　　过去这些年，我们本来有多次推出存款保险制度的机会，但相关部门总是担心，突然把国家承担的隐形全额担保，改为存款保险制度的限额担保，会引起公众恐慌。于是从所谓金融稳定的角度出发，存款保险制度一再被搁置。如此反复犹豫的结果是，让资金价格持续，使得利率不能自由化，形成恶性循环;金融市场化发展程度有限，存款人也对财务纪律漠视，各银行垄断进一步加强。正是因此，打破央行和各级政府的隐性担保，早日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十分必要。

　　相对于央行和各级政府的隐性担保，存款保险制度确实不能保证存款更安全、更保险。但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同时强化存款人和吸收存款金融机构的风险意识，促成价格差别化，最终提速利率市场化和金融市场化进程。而利率市场化，则有利于贷款资源的配置更合理、科学，那些高耗能、高污染、效益低下的企业，再也无法获得低利率的贷款。长远看，这对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意义重大。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后，运营主体、监管权力、投保方式、投保标的、费率、最高限额等方面还有很多细节值得探究。譬如存款保险费用如何承担，谁来承担，目前规定，储户不需要缴纳，由各家存款类金融机构承担。央行研究局局长陆磊就建议，在机制设计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遵循此思路，不妨把国有银行部分上缴利润划拨为存款保障基金，以豁免中小银行或未来的“民营银行”保费。

　　此外，中国银行机构的存款准备金，和国际惯例对比偏高，施行存款保险制度后，这是否还有必要?逐步降低存款准备金，让资金更好地配置，完全是可行的，也有利于优质企业拿到更多、更便宜的资金。类似细节还有很多，各方意见值得倾听。无疑，施行之初，必然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只要我们坚定推进金融改革，在过程中可以逐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