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还未成立，就被国际社会赋予过多政治能量，将之拔高为“地缘政治角逐的平台”、“大国利益博弈的场所”，甚至给中国贴上亚投行“大佬”的标签。

　　对亚投行的争议，始于本月12日英国向中方提交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的确认函。英国成为首个参加该机构的西方七国集团国家，这让美国醋意大发，指责英国做事太草率。可没想到法国、德国、意大利也紧跟英国的脚步向亚投行投怀送抱。紧接着，瑞士、卢森堡也赶在3月底创始成员国资格关门之前，提出申请。若无意外，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或增至33国。大势所趋，风向突变，美国奥巴马政府遂提议，希望亚投行与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合作。美国之所提出合作，原因在于美国不希望亚投行成为北京外交政策的工具，未免有点小肚鸡肠。

　　上述过程性事件被一些媒体过分解读，渲染成一场暗中的政治较量，让人对中国心生戒备，这大大背离了成立亚投行的初衷，必须澄清。在2015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亚投行临时秘书长金立群表示，亚投行是对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补充，而非替代;是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完善和推进，而非颠覆。作为亚投行第一大股东，中国不会以老大自居，不会靠投票权行事，尽量以达成一致的方式决策。

　　金立群的表态，不仅重申了亚投行的定位属性，还表明了中国绝不以“老大”自居的谦和立场。

　　必须明确，亚投行将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绝不是国际政治俱乐部，将按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营，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必须去政治化，摒弃地缘政治的争议，丢掉大国博弈的幻想，帮助发展中国家投资基本建设，本本分分做投资生意。西方国家带着强大的资本加入亚投行，客观上会稀释中国的股份，对此，中国持欢迎态度，中国将遵守国际通行准则，尽量以达成一致的方式决策，而不是靠投票权决定。

　　当然，既然是大家都是来做投资生意，都是有备而来，生意场上当然会有竞争。远在迢迢万里之外的英国来亚洲不是学雷锋做好事，自然有其国家利益所在。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表示，选择在亚投行创办阶段申请加入该行，将给英国和亚洲的共同投资和成长创造宝贵的机遇。

　　虽说亚投行成立的时间已越来越近，但许多重大问题还等待磋商。摆在亚投行面前的真正挑战，是各方核心利益的关切。

　　比如选址。印尼财长班邦(Bambang Brodjonegoro)前天在瑞信亚洲投资年会上表示，虽然北京想要成为亚投行总部所在地，但印尼将争取使亚投行总部设在雅加达。此前有报道称，北京是亚投行总部的首选地址。亚投行尚未成立，竞争已初现端倪，这也在情理之中，谁不想把银行开在家门口，图个便当?但是，有关专家建议将亚投行总部设在原始成员国中法制健康、交通便捷的国际金融中心，北京是大多数成员国认可的地方。

　　又比如资本。合伙开银行，要有资本投入，各家出资多少，股权份额如何分配，这是需要认真磋商的。

　　亚投行中各成员国的股权分配，无非是两种模式，或一国一票，或按经济实力决定出资份额，投票权与份额挂钩。国际金融机构均选用第二种模式。在美国、日本等一些大国没有参与前，为了保证股本金达到一定规模，中国提出出资额可最高达50%，。随着更多国家参与，中国将会单方面稀释自己的股份。

　　再比如管理。对亚投行的管理模式，有专家建议，应设立轮值主席，每两年更换一次。为巩固防线，还应制定一套规则，建立起风险担保机制，促进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的相互转换。亚投行当然需要学习世界银行及IMF的一些做法和经验，但这两家的官僚作派不可仿效。世行和IMF有严重的地缘歧视色彩，亚投行要秉承平等协商的原则，通过充分对话、民主协商来解决争议，而不是靠强行投票压制反对意见。

　　还有，就是政策制定。对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秘书长古里亚有独到的见解，他打了个比方说，你要做一次基础设施投资，譬如水利投资。问题就来了，你对水利问题有没有合适的定价，对水利体制有没有很好的管理，你有没有监督能力、跟进能力，你有没有足够的技术储备来投入水资源管理，你如何去控制水域。

　　当下，还没听说过哪家发展银行因为缺钱而关门大吉，钱从来不是问题，失败的原因只会在于政策制定不好，或合作投资项目准备不充分。因此，要制定好政策，保证资金运行安全。

　　同时，还应有三项准备：一是寻找最大公约数，瞄准有生命力的共同目标，要让这家银行得到各方面的认同;二是承认差异化，成员国的社会发展差异性很大，开展业务应充分考虑差异化问题;三是应有宽容和理性的心态，将各国金融文化融为一体。

　　亚投行能否团结一致，正确把握亚投行的角色扮演与时代使命，为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作出贡献，变数仍然很大。对开展合作时的障碍，只有通过政策协调加以解决，才能把好事办好，避免一开始就坠入零和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