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大受青睐和推崇。所谓“医养结合”，是将老年人健康医疗服务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将护老中心和老年医院相结合，将生活照料和康复关怀相结合的新型养老服务模式。这种养老模式似乎完美无缺，但却可能因为过于理想化而显得不切实际。因为医疗服务和社会服务是需要区分清楚的，所以要谨防医保经费被转至养老机构，否则就可能产生误区，甚至变异为一个陷阱。
　　发达国家都把医疗服务和社会服务作出区割，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医疗服务的人工成本过于昂贵。
　　一个人在健康状况出现问题时，无疑需要医疗服务。首先是对身体进行检查，确诊病患，然后就要进行治疗。以上的诊疗过程，一般都是在综合性医院或专科医院进行的。据了解，美国病人住院的平均时间只有七天，而中国病人住院的平均时间是美国三倍，这在有些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无论是医院还是医生，都是稀缺资源，提供服务的成本都非常之高，所以医院和医生应该尽可能为更多的人服务，要使医院的病床尽快轮换。
　　接下来，对被要求出院的病人实行不同的制度安排：一种病人是可以痊愈、恢复健康的，他们就带着医生的医嘱住进康复医院，直至恢复健康；另一种病人是不可能痊愈的，他们更需要的是日常生活照料，而在医疗方面重在保守地控制病情。针对这两种不同的需要和相应的制度安排，就有了医疗服务和社会服务的区分，从进医院诊断治疗到接受康复护理直至痊愈，都归属于医疗服务；而以日常生活照料为主的，则属于社会服务。两种服务区别对待的原因就是要避免医疗服务的高成本。
　　在中国，虽然医生的挂号费看来不高，但却转移到药费上去了。后来虚高的药价引发公愤，降低药价成了医改的重点。但是医生的人工成本还是需要补充的，于是就又有了过度检查等新的转移方式。当过度检查又被盯上时，那下一个转移目标有可能就是长期照护。尤其是用医保基金来支付长期照护的费用被当作经验推广时，就是一个潜藏的陷阱。
　　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是非常脆弱的，当年重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时，正遇上本来就不太富裕的国家财政被“两个确保”（确保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和确保下岗工人的生活费）弄得捉襟见肘很难堪，所以确定的原则就是“绝不搞第三个‘确保’”。这造就了此后国家财政吝于投入的“路径依赖”，于是就有了以上所说的种种转移。
　　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国家财政不对医护人员的人工成本进行投资，“看病贵”是无法解决的，尤其是在中度和重度老龄化社会中。医疗服务和社会服务必须区分开来，如果把对老人的长期照料弄进医保里，以医保来支付入住养老机构的费用，将来麻烦就大了。何况，这样的“经验”是不可能覆盖全民的。因此，以医保经费入住养老机构又会成为少数人的一种特权。
　　当然，养老服务机构需要配备内设的有医保资质的医护部门，也需要有行医资格的医生和护士，从这个意义上讲“医养结合”没有问题。然而，养老服务机构仍然是以生活照料为主，重要的是要落实老人的医保待遇，驻院的医护人员的职责是对老人的健康状况进行监视，而真正有大病时还是要送医院。按医院的模式建设养老服务机构就更是不对了，因为在生活体验和感受上，医院模式毫无疑问是“非宜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