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有了世行、IMF和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行”)，而且亚行的职能之一就是为亚洲各国基础设施提供融资，为何还要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呢?这是发达国家反对成立“亚投行”，并拒绝加入“亚投行”的理由之一。但是，先不说世行和IMF，单看亚行。自1966年亚行成立以来，9位行长均来自日本，而日本人垄断亚行行长早就与美国人垄断世行行长、欧洲人垄断IMF总裁一样，成为了不成文的惯例。

　　2013年3月，日本召回亚行前行长黑田东彦，任命其为本国央行行长。本来，亚洲新兴经济体对日本垄断亚行颇具微词，希望借此机会在中国、印度等大型经济体，甚至是越南和泰国等新兴国家代表寻找接班人。但是，第一捐资比例赋予的投票权非常“任性”，日本在第一时间就宣布了他们中意的候选人——日本财政部官员中尾武彦，毫不顾忌别人的感受。其他亚洲国家再一次失望，此后一直到提名截止日，都没有新的候选人提议，让整个行长选举变成了日本人毫无悬念的加冕仪式。

　　大家看看，2016年就是亚行成立20周年了，但亚行干了什么呢?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有亚行的存在。亚洲除了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成为了发达国家，其他46个国家二战结束后贫困的局面目前并无多大改观。美国怀疑，在治理能力、环境和社会保障上，中国主导的“亚投行”能否体现世行、IMF以及亚行的高标准，而坚持同样意识形态和市场规则的亚行，也同样高昂着头颅来俯视亚洲各国的扶贫需求。

　　因此，我们看到，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日本，同样采取了世行和IMF的标准。摆在亚洲贫困国家面前的，同样是信用级别、政府透明度、财政紧缩、国企比例等等西方的标准。但是，谁也没有认识到，哪个洲也不像亚洲，48个国家在意识形态、发展差异、历史宗教问题和现实矛盾上的差异是这么大!如果采取西方的标准，没有几个国家能够拿到亚行的扶贫款。扶贫款都很难拿到，就别提基础设施投资了。亚行统计过，2010年至2020年亚洲各国国内基础设施投资合计约需8万亿美元，另需近3000亿美元用于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以东亚少数发达国家(地区)为主，亚洲集聚了62万亿美元的私人资本，但亚行无所作为。

　　看到日韩过上了好生活，起初，亚洲国家也听从美日的安排，憧憬能够走上一条逐渐吸收更多“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政策的未来繁荣之路，包括通过放松国家对银行、利率和汇率的控制，使经济向市场开放。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IMF基于自由放任的“华盛顿共识”为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开出了猛药，要求这些国家削减政府开支，不顾经济衰退来提高利率，并且放松监管。但是，这样一条繁荣之路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危险，可能被繁荣与萧条的循环以及金融灾难所吞噬。

　　令人惊诧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经济体却为自己开出几乎相反的药方，它们在加大财政政策力度、政府买单、降低利率，并利用政府资金为银行纾困。而且，为了减轻危机的冲击，让全球人民买单，希望中国这个大国“搞刺激”不说，不惜给亚洲新兴国家带来海啸过后的狼藉，大规模地从亚洲新兴国家撤资。从亚洲的角度来看，西方所信奉的关于应如何管理经济的论调，都成了空话，西方的药方充其量只能称得上伪善。

　　从来没有救世主，一切只能靠自己。中国一直致力于循序渐进的市场 改革，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授人于鱼，不如授人于渔”，相比外资和援助，自己发展更靠谱，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国(地区)市场化和国内需求的基础。台湾、日本、韩国承接了从美国转移过来的制造业，结果他们都发达了;中国又承接了从台湾、日本和韩国转移过来的制造业，结果国力大增。

　　下一步，南亚和东南亚将有望承接从中国转移过来的制造业，但这些国家没有像中国一样完善的基础设施。费力捕捉一些并不是机会的“机会”，而真正的机会来了，却没有能力抓住，这是最可悲的。日本主导的亚行相当刻板、相当苛刻，靠不住。中国是全球制造业基地、有强大的外汇储备、成熟的基础设施制造技术，更关键的是，中国不会要求这些国家政府治理透明、信用评级较高、财政紧缩，这是他们需要的。亚投行来了，亚行请靠边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