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国金融行业的不良风险显著上升。对于日益升高的金融风险，在3月15日召开的全国“两会”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允许个案性金融风险的发生，按市场化的原则进行清算。李克强称，这是为了防止道德风险，也增强人们的风险意识。

　　这一表态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方面，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明确表态，说明逐步打破刚性兑付，金融风险的有序释放是中央乐意看到的，个案性的违约事件将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个案性”的限定也表明，中央将把金融风险的暴露控制在有限范围内，避免上升为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对于后者，以中国政府掌控的资源看，将风险置于可控范围内应当是不难办到的。问题在于前者，中国政府与金融机构真的能打破刚兑吗?

　　打破刚兑的预期在国内一直存在，去年年初发生的一系列信用事件一度令市场认为，2014年有望成为打破刚兑、实质信用违约的元年。但遗憾的是，不论是超日债还是中诚信托的“诚至金开1号”，最终都获得了有关方面的兜底。有意思的是，其实早在去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便已作出过类似的表态，只是没有把话挑得太明。彼时针对金融产品违约，李克强指出，“确实个别情况难以避免，我们必须加强监测，及时处置，确保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言下之意，个别情况发生了也就发生了，确保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即可。但到了风险处置的实践中，各级政府与金融机构不仅对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毫不含糊，连带“个别情况”都予以坚决兜底。

　　围绕刚性兑付，当前市场已经陷入了囚徒困境。大道理人人都明白——刚性兑付使市场不能进行有效的风险区分和确定合理的风险溢价，抬高了无风险收益率，导致风险累积。让一些违约事件顺应市场的力量而自然发生，有利于强化市场纪律的约束，端正产品发行者和投资者的行为，有利于财富管理市场的健康发展。但真正要从自己这里打破，却谁都不乐意了，市场中不乏叶公好龙者。比如在中诚信托“诚至金开1号”刚刚出事时，工行便明确表态，拒绝为该款由其代售的理财产品兜底，但却依然在有关方面的运作下，以第三方接盘的方式收场，完成了本息的兑付。同样的情况在超日债上也有所体现，在地方政府的游说下，超日债最终由协鑫集团联合8家国资背景的私募股权基金兜底完成兑付。在国家队宣布救火后，不乏市场评论认为，超日债都能全部偿付了，垃圾债可以闭着眼买了，刚刚培育起来的一点风险意识又毁了。如今，相同的命题再度摆在人们面前，2014年未能真正打破的刚性兑付，能在2015年迎来破局吗?

　　我们对此并不乐观。刚性兑付应当打破，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将使得这一改变格外艰难。归根结底，这是一个能否“依法治市”的命题，中国金融市场的法律法规是否做好了市场化处置风险的准备，能够依法保护各利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各级政府与金融机构能否摆脱政治干扰，按照更加市场化的方式操作进行?

　　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为避免区域性、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财政部正在推动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存在兑付风险的城投债将获得地方政府的信用背书。此举固然能够缓解地方政府面临的债务问题，在延长期限的同时降低利率，但也将引起市场信用风险的分化，资金将更倾向于追逐低风险高收益的城投债，进一步抬升民企债券的收益率，加剧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境况。

　　刚性兑付问题，是2014年未竟的市场化改革内容之一，需要在2015年迎来破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