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仍难完全走出危机阴影，已由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结构调整期，并呈现出一些新特征，这些特征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概括为“新平庸”。

　　全球经济增速将长期处于“低速增长”。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过去6年多时间，但全球经济复苏步伐低于预期，产出缺口依然保持高位，一些国家仍然在消化高负债、高失业率等危机后遗症。同时，由于劳动力人口老龄化、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导致全球经济潜在增速下降，大多数经济体仍需将“保增长”作为首要任务。全球贸易增长则更为缓慢。近期， IMF将2015-2016 年的全球增长率预期分别下调为3.5%和3.7%。

　　未来全球廉价资本融资时代将趋于结束。目前全球利率仍处于低位。过去30年，世界实际利率水平由1986年峰值5%下降到金融危机前的2%，2012年进一步下降到接近0的水平。然而，廉价资本的时代可能即将结束。以往经济全球化中的过度消费、过度借贷、过度福利、过度出口的失衡关系正在被打破：一方面，新兴经济体的贸易盈余水平下降，全球贸易收支开始趋于平衡;另一方面，投资回报率、储蓄-投资组合、风险偏好水平等趋势性改变也将影响全球资金流向，特别是美国未来的加息，种种因素都将推动全球长期实际利率上升。

　　主要国家主权债务压力较大，“去杠杆化、去债务化”还要持续数年。全球债务水平处于持续上升之中。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中期，全球债务总规模仅为70万亿美元，但截至2013年底已攀升至100万亿美元，增幅达42%，全球债务负担占国民收入比例升至212%，其中政府及相关平台已成最大债券发行者。截至2013年6月，公共债务有价债券所占份额增至43万亿美元，相较2007年同期增长80%。除发达经济体之外，新兴市场也在金融危机后通过各种刺激政策推动经济，信贷大幅投放带动了投资增速，相伴随的是私人部门债务大幅增加。

　　当前，各国“降杠杆”，债务要得到清偿，也即“去债务化、去杠杆化、去福利化”。许多国家必然经历财政紧缩过程，将公共债务降低到可持续水平，公司和家庭部门必须提高储蓄，修补资产负债表，这个过程仍将持续数年，并对经济增长形成负面影响。

　　美国从宽松周期转向紧缩周期，恐引发全球金融格局大分化和主权货币洗牌。美元主导全球经济金融周期，美元周期的转变是认识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前提。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QE)，美元、美债再次成为全球资本的“避风港”和安全资产。参考美国货币政策周期与美元周期的关系可以发现，美元强势周期可能会持续4-5年左右，美元在相当长时期内还是全球追逐的安全资产，这将加大全球特别是新兴市场的溢出风险。当前新兴经济体企业外债高达2.6万亿美元，其中3/4以美元计价。新兴经济体企业的风险上升，并可能传导至本国经济金融体系。

　　大宗商品繁荣周期结束，全球面临通货紧缩压力。根据IMF的数据，1990-2013年，全球通胀率平均为11%，2014年该数值预计为3.9%，其中低通胀率的发达经济体1990-2013年之间年均通胀率为2.3%，2014年仅为1.7%。去年12月，美国消费物价指数(CPI)环比下跌0.4%创2008年底以来最大跌幅。欧元区12月CPI五年来首次转负，技术性通缩来临。目前来看，全球多家国际机构已发布警告。IMF更是在最新版的《全球经济展望》中将此视为全球经济复苏最大威胁。

　　首先，大宗商品繁荣周期趋于结束引发价格危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已连续第三年下滑，特别是国际油价出现自由落体式下落，较6月高位跌幅48%，创五年来新低，下跌势头2015年将延续。

　　其次，全球需求结构变化导致供需出现缺口。2008年次贷危机、欧债危机以来，全球需求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增量需求从美欧主导开始转变。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数据，2008-2012年，中国进口占全球总进口比例由6.9%升至9.5%。金融危机肆虐三年间(2008-2010)，全球进口萎缩8.4%，中国逆势增长23.3%，成为全球需求主要支撑者，而随着近几年中国去杠杆化和去产能化，增量需求放缓，产出缺口开始加大，全球有限的市场资源成为各国竞争焦点直接导致全球价格总水平下降。

　　第三，强势美元回归引发全球“输入型通缩”压力。美元升值加剧全球通缩压力，同时，美元升值加剧新兴经济体外债压力。

　　最后，全球主要经济体处于劳动人口周期变化拐点。从长期因素看，2008-2014年叠加了美系国家和中国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人口周期拐点。以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衡量，美系国家和中国在2006-2009年经历了劳动年龄人口周期峰值，欧元区和日本人口周期已于1988-1992年见顶，人口结构变化，老龄化趋势导致储蓄消费结构变化，消费增长趋于停滞，这将成为进一步引发价格总水平下滑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