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中国经济形势至少应当有三个层面。一是数量层面。二是效益质量的变化。三是改革的进展。“只有全面观察这三个层面以后，才能全面对中国经济当前状况以及未来发展有清晰的认识。”
　　●一个更讲质量、更讲效益、更注意环境保护和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相组合的状况，现在我们正稳步向这种状况迈进，而且会在今后几年继续。

　　“去年我国经济增长降到了7.5%以下，与这样的GDP增长速度相配套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也出现了一些新状况”，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日前在“2015年经济形势座谈会”上表示，对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变化，需要有深刻的、全面的、前瞻性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要看到经济质量效益的提高，改革的推进。这才是新常态。
　　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7.4%，通货膨胀2%。如果把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应当说完美得无以复加，不过，李扬指出，问题是这样的数据是在过去高达10%的经济增速和4%的通货膨胀的格局下，逐渐下滑得到的。“现在看起来进一步的下滑恐怕是不可避免的，很多人把这样的下滑看成衰退的信号。这种看法肯定是不全面的。”
　　李扬认为，观察中国经济形势至少应当有三个层面。一是数量层面。人们较多地关注经济增长速度、物价水平、PPI、财政收支变化、货币供求、国际收支等方面，也正是这些数据的变化，使人们得出会进一步下滑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有一些悲观情绪，但这只是观察中国经济的一个层面。二是效益质量的变化。三是改革的进展。“只有全面观察这三个层面以后，才能全面对中国经济当前状况以及未来发展有清晰的认识。”

　　经济增速略有下降但质量效益稳步提高

　　李扬指出，关于质量的变化有几点值得关注。比如2014年第三产业增长8.1%，超过了第二产业的增长0.8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经济转型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提高第三产业比重的前提就是第三产业增长速度要超过第二产业，这个目标在2014年实现了。因此，保证了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48.2%，同比提高1.3%，高于第二产业5.6个百分点。这个变化是我们多年来追求的，2014年很明显地实现了。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达到51.2%，比上年提高1.3%，超过投资对GDP增长率的贡献4个百分点。这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希望从投资增长型、外需引导型的经济增长，转变为内需引导型，这个变化在2014年也明显地发生了。我们希望经济增长能够给人们带来实际的好处，特别是能够让农村居民获得好处，因此需要扭转不断增长的城乡收入比持续扩大的趋势，2014年中国城乡收入比，比2013年来首次降到3倍以下。再比如这么多年的经济增长，是在资源能源大量的消耗甚至浪费的情况下实现的，因此降低能耗，降低对资源的占用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应该说多年来没有实现。但2014年GDP能耗下降4.8%，超出了预期0.9个百分点，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5%以上，超过预期1%。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是64.4立方米，同比下降5.6%，也就是说资源能源消耗方面有比较明显的改善。还有效益的集中指标——劳动生产率，去年比前年提高7%。统计局在公布所有这些数字的时候首先公布了这个数字，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新常态的一个关键变化是速度略有下降但质量效益稳步提高。
　　国际收支平衡方面。传统体制两大弊端：投资驱动、外需驱动。外需驱动表现为长期巨额双顺差，导致国际收支顺差。但2013年基本平衡，所谓的“基本平衡”是国际收支差额占GDP比重低于4%，2013年是2.6%，去年进一步下降。而且去年出现了国际收支中，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逆差。“很多媒体认为中国开始出现资本与金融项目逆差，这是中国经济的危险信号。”不过李扬认为，这正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信号，因为中国扎扎实实地开始输出资本。过去我们也在输出资本，但是以石油美元定值这样的高流动性资产方式在输出资本，今天我们在投资，这是一个战略性变化。
　　此次，还有很多希望出现的变化在一些局部地区也出现了。比如在上海，2014年GDP增长7%，投资增长率6.5%。惯例是投资增长率2倍或者更多于GDP增长。比如国家15.6%的固定资产投资，GDP7.4%。上海首次出现GDP增长率高于投资增长率，也就是说GDP的来源在投资增长贡献率下降的时候得到了其他支撑，找到了新的来源。
　　很多新的现象都在发生。“在看到经济下行的时候，而且还有进一步下行压力的情况下，我们要看到质量效益指标的提高，以及进一步提高的趋势。这是观察形势的第二个层面。”

　　几项重大改革正在逐步推进

　　新常态需要相对低的经济增长速度，配以比较高的质量和比较高效益的组合才能努力实现的，需要依靠引领才能实现的。李扬认为，引领新常态只有依靠改革。观察中国经济形势，必须有改革这个维度。
　　2014年重大的改革有哪些？第一个是行政体制改革，2014年行政审批制度减少300项。行政审批减少对中国来说是一件极大的事情。现在上海自贸区在试验一个新的体制，实际上是两句话，“准入前的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减少审批”。一面是上海自贸区在试验这样的新体制，另一面全国也在配合这个变化。这边减少正面清单，那边提供负面清单，全国范围内逐渐减少负面清单。这样的变化是非常扎实的，而且是很显著的。
　　第二个变化是商事制度的变化。2014年，商事制度简化了，对兴办企业的限制大规模减少了，人们办企业、开公司、创业就容易多了。“联系习主席、克强总理不断说的要全民创业、全民创新，中央这样的大战略部署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怎么样让大家都创业？怎么样在新情况下让就业有新来源呢？必须在商事上比较简单，不能像过去有那么多的限制。2014年，1300万个新企业建立起来，其中大部分是中小型企业。一个企业吸纳一个就业就是1300万的就业。所以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时候，我们的就业还在增长就得到了合理解释。
　　第三个变化是社会保障制度。去年年末启动了社会保障制度并轨。在转型过程中可能会有社会动荡，为适应这样的局面中央提出了“宏观稳定、微观搞活、社会保障制度兜底”，也就是认识到这个变化过程中会有社会动荡。社会保障制度兜底中最重要的是一个“安全网”，这个“安全网”去年基本织就。安全网主要是失业问题、养老、医疗，这几个制度基本比较完备。
　　第四个变化是自由贸易区有了扎实的发展。自由贸易区是最近几年兴起的处理国际贸易投资关系的制度架构，这个架构现在看起来超越了WTO，或者说可能替代WTO的一套处理国际商事的架构。最早提出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最早进入眼帘的是TPP，后来出现了TTIP。这些自由贸易区放在一起看，我们发现中国等广大新兴经济体不在这个处理国际投资贸易关系的网络内。这样的战略意图是非常明显的。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很快有了决定，TPP、TTIP在追求新的贸易规则，以这个为题目的新规则，今天我们自己做，自由贸易区发展到今天，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实现自由贸易规则，我们在上海自贸区施行，有经验就可以复制推广，现在复制推广到三个省，这是非常积极的应对。同时和周边国家，以中国为中心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加起来有二十几个自由贸易协定。上海自贸区建设和周边国家自贸区协定的陆续签署，表明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一个正在崛起的社会主义经济国家在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五个变化是去年全面推出的，现在还在稳步推进的财税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支柱之一。1994年经过一次大规模改革，但是经过20年已经不适应新形势，我们需要有一个更为现代化的财税制度体系，而且作为其他改革的制度基础，这项改革宜在全面改革推出之初展开。
　　李扬最后说，对当前的形势应当全面认识，不要说下行压力大，确实数量下行趋势存在，压力有，但同时要综合起来看，经济质量效益的提高，改革的推进，这才是新常态。我们希望逐渐地过渡到一个更讲质量、更讲效益、更注意环境保护和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相组合的状况，现在我们正稳步向这种状况迈进，而且会在今后几年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