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关键一年，这一年中国GDP增长达到7.4%，完成了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制定的经济增长7.5%左右的既定目标。但是也要看到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给政府宏观调控带来了不少困难。2015年中国经济能否触底反弹，最终实现稳定增长，成为国内外都非常关注的热点话题。
近日，在厦门大学与经济参考报联合举行的2015中国宏观经济高层研讨会上，来自中国社科院、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就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今后应采取哪些措施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
调结构转方式比增长更重要
我想谈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对当前的外经贸，已经有三年没有完成预期目标和预期任务了，反映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我个人的看法，2012-2014年，外贸、外资、外汇下行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是在还调整转变的欠账。我们讲短期的稳定和中期结构的调整，长期的发展方式的转变，究竟要调什么，转什么。过去我们谈速度，谈增长，谈得太多，我们看背后指标的变化看得太少。从东部沿海地区的省，明显可以看到中期的结构变化和长期的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是长期增长潜力的释放其实比速度高的省做得更好。我们怎么讨论增长质量和效益的转变，用什么指标来衡量？可以看到2015年开始，中国的外经贸真正开始从全球的视野来考虑我们的贸易，考虑到我们的资本，考虑到我们的商品，考虑我们的物流的全球布局。这些变化就是短期把经济和贸易稳定在合理区间上是很重要的，但是中期的调结构，长期的转方式，要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2015年到2020年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问题，针对开放型经济，怎么看我们的转方式、调结构和控风险？
今天和明年，外贸的增长恐怕是一个很难改变的趋势。原因很简单，加工贸易的速度降低，恐怕将在未来几年会持续。一般贸易去年的增长是10.7%，前年是10.1%，比重已经上升到51.4%，但是一般贸易的增长是以国际竞争力为基础的，这个转型举步维艰。我们的外贸，下一步新的贸易结构的培育恐怕不是短期的，应该是中长期的。所有以增长为指向的外贸政策是不对的，有可能延迟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是怎么把着力点放在调结构、转方式上。
从外资来讲，现在也是速度降得很快，反映出什么问题？成本驱动型的外资，从2005年开始明显减速，国际资本到中国找农民工，从2005年开始下降。到中国来市场驱动型的外资，到中国来找市场的外资2012年开始明显减速。下一步的外资，进入到全方位国际合作的外资，包括高端制造、现代服务和走出去的全方位的合作，这个部分是一个总的趋势，这个部分不可能出现中高速的增长。从这个角度来讲，从外资来讲，也是面临着从速度到质量和效益的转变。
第三个问题，外汇储备的下降也是一个问题，我相信是长期的趋势。
随着中国外经贸的工序分工模式的退出，美国量宽对中国产生的泡沫因素的退出和欧美再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恐怕过去35年全球到中国找农民工的态势会改变。因此，可能外储下降成为长期趋势，双顺差的改变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一带一路产生的外汇金融资产和重新配制，都意味着中国的外汇储备下降有可能，或者双顺差局面的改变成为趋势。这样一来，我们的外经贸，无论是模式，还是理念，还是政策，要发生跟过去35年完全不一样的变化。如果对前35年没有全面的清理，你是不可能走向新常态和新35年了。
最后简单说几句。财税政策在结构调整和增长潜力的再造上，对外经贸来讲会产生什么变化呢？过去35年的代工模式、低端模式要退出，中高端模式、创新的模式要进入，从财税政策来讲，要实质性的减税，怎么能够落到实处。而且能够帮助企业解决缺技术，缺资金，缺渠道，缺人才，缺能力，缺公共服务支撑，这“六缺”怎么解决？我发现很多方面，我们政府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方面有严重的缺失。财税政策，我很同意减税，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在公共支出方面，真的要像“十八大”讲的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牢牢把握扩大内需，牢牢把握巨大商机，政府在这个方面的责任是严重缺失的。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
财政政策要在结构调整上主动作为
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提出2015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的基调，积极财政政策应该抓住几个要点。
第一，年度的积极财政有力度应该在总量上尽可能地提升一些扩张力度，这才足以服务全局，稳定市场预期，把握区间的底线不会被轻易打破。现在听到的关于赤字、举债方面的安排，按照法理程序说，并没有尘埃落定。有没有可能把现在听到的赤字率适当提高到2.3%左右，再往上抬一抬，再抬高一点没有什么问题。
第二，在结构调整、优化方面，财政政策显然应更多发挥作用。
一是减税方面。这两天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小微企业进一步推出减税计划。说了多年的企业创新活动，表现在研发所得税抵免方面在运行当中还存在许多障碍，应该更积极去解决操作中的障碍。很多小微企业，他们的财务报表里很难认定哪些是研发，以前所得税抵免对他们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能不能找到积极措施对接起来非常重要。
二是财政支出中，应该把供给方面可用的空间尽可能地用起来，这个空间是可观、可用、可贵的。当前，总体指导思想上应该强调中国投资方面的问题不在于总量和增速，而在于投资的结构、机制和绩效。在投资方面，以政府和非政府主体更好互动的一系列的聪明投资，选择性地增加有效供给，带上创新，来支持现在新常态、新阶段上的追求。
第三，是民生事项，包括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工程、水利，医疗，教育等等，应该进一步调动政府资金，拉动非政府资金配合一起来增加投入方面，把文章做好。
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不能简单地说经济速度下行就是好事，它天然就带来了结构的优化。经济增速下降确实有这样一个使市场竞争压力更多的产生挤出落后产能的作用，但是不要忘记中国总体市场作用是有限的，有不完全竞争的情况。加上中国很明显有一些特别重要行业的寡头垄断，特别是基础资源产品的寡头垄断，政府在这方面简单地减少投资，一定会形成该做的没有做到位，现在的结构优化一定要加上改革。
和改革联系更密切的一个视角，是在再分配方面看怎么把力度往上提。如果具体来看，比如房地产税，加快立法。从去年“两会”上傅莹就明确表态尽快进入立法过程，但是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
另外，个人所得税在现在的方案里排在最后一项，而且没有时间表，有待前面的其他事情才好排出时间表。至于遗产税，还没有办法列入到改革任务中去。
不论我们怎么提建议，切入点仍然要求加快立法，而人大一拖再拖，比如我们《预算法》的修订，拖了十几年。
我们现在要把再分配力度往上提，积极财政政策天然应该有这方面的作用。但是和实际距离是非常明显的。这个硬骨头怎么啃，也是中国必须要经受的一个历史性的考验。总体来说，从总量，结构，再分配，改革配套方面，这几个方面要共同推进。
中国社科院特聘顾问王洛林：
对外开放对宏观经济意义重大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偏重于考虑国际经济的变化对我们对外贸易的影响。中国现在的经济已经越来越深刻卷入了国际经济的体系，有的是主动，有的是被动。我们研究宏观经济的时候，对这一块是不是还可以加强？
我们回顾一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5年来，我们大体上有三次改革开放的高潮，第一次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次是邓小平南方讲话，第三次是加入世贸组织。第三次完全是对外开放的，第一次和第二次的高潮，也伴随着扩大开放。所以，我们几次改革开放的高潮，有的是直接扩大开放，有的是伴随着扩大开放。开放在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经济改革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而这次假如算是第四次改革开放的高潮，中央提出建立扩大开放的新体制，我们研究工作对这块研究得相对少一点，中央的政策倒是提了很多，比方说上海自贸区。现在自贸区迅速扩张，扩张到福建、广东等地。我到上海自贸区看了一下，他们要是搞下去，确实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还有一带一路，已经搞了一个规划。这些措施到底在短时期内，还有中长期，对我们的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有多大的影响？当然，这个要计算是很难计算的，比如一带一路，对我们经济有两个直接的作用，一个是推动西部大开发，一个是帮助一些中亚、西亚的国家搞基础设施建设，与此同时带动我们钢铁生产。这些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战略，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对我们的宏观经济将会有什么影响？
我们的外汇储备今后可能不会那么大幅度增长，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今后进出口贸易，我们的国际收支强调平衡，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听说中央有一个决策，准备拿一块外汇储备作为对外投资。所以，对外开放使中国在更大程度上融入整个国际经济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来推动我们的改革。
我们这几十年来，经常是开放快于改革，因为开放比改革容易，触动的既得利益者也少一点，而且开放能够拉动改革。比如现在搞一带一路，我听说搞这个东西暴露出很多我们体制上的问题。听说前不久有伊斯兰国家跑到中国来，让中国帮助他们修高铁。本来是大好事，结果到北京找不着人，外交部又不管，商务部也不管，这就暴露出我们体制的问题。我们本来管对外开放就是商务部，商务部又没有那么多权力。我调研上海自贸区的时候，商务部说上海自贸区每推进一个措施都来找我们，而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多大的权力，没有那么大权力来调整规定。如果搞那些东西，原来的规定就要去掉，这是需要各个部委的支持。
所以，推进对外开放本身会拉动经济体制改革，所有这些方面我们研究宏观经济、做宏观预测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适当考虑一下。这个要计算比较困难一些，但是我们要往这方面走，不要局限于总是研究国内的东西，我们整个形势的发展已经不允许我们只是考虑国内的情况。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
减税也是积极的财政政策
从各方面的经济数字来看，现在中国经济问题不是一个货币供给量的问题，真正要发挥作用的还是财政政策。
今天财政政策作用发挥有两个矛盾是必须处理的。
一个矛盾是拉动经济与减少负作用同时兼顾。一方面要拉动经济，另外一方面减少副作用，我们能做哪些事？我是挺赞成国务院常务会议所定的重要举措，就是减税与降费。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财政政策发挥作用无非是两条，一条是减收，另外是增支，现在看来避免强刺激政策带来的经济结构的扭曲、一系列的副作用再次发生，恐怕要把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更多放在减收上，而不是放在增支上，这是一个基本判断。如果这个判断能够成立，减收自然对财政收入结构而言就是一个税费的问题，国务院常务会议讲的减税和降费显然是这次积极财政政策重要的着力点。如果真想让减税、降费发挥作用，就要减主干税种，降低大块头的费用。
就减税而言，重点应落实在“营改增”的全面推进上。“营改增”涉及到两个税种，一个增值税，一个营业税，分别是中国的第一和第三大税种。而“营改增”不仅仅是税制改革的项目，更多的是减税措施。去年一年正常的公开数字是减税1918亿，如果推算，今年在全国所有行业推行改革，减税规模会达到4000亿到5000亿。再按照三中全会的部署，往前看，到2016年以后，如果能在“营改增”基础上进一步降低增值税的标准税率，减税规模就可以达到9000亿到10000亿。现在来讲，任务就是在今年之内确保“营改增”真的在全国所有行业全面进行，防止因为税收收入或者财政收入下降而延误“营改增”的推进。
降费。现在费的来源主要是两块，一块是一般性非税收入，这是规范性的。还有一块来自政府性基金收入，现在算起来是55500亿。其中，一般性非税收入是能够审批的，能够统筹安排的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尽管也报预算，人大也会看，但是没有正式纳入审批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政府部门的私房钱，所以要减，应该把降费的重点放在政府性基金收入的清理和建设上。这样既可以一方面拉动GDP，同时尽可能避免政府的投资对经济结构的不适当的干扰，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个矛盾，处理好拉动经济与防控风险的关系。要拉动经济势必要增加赤字，加大政府债券的发行。当前中国的赤字风险、债务风险，尽管从正规的角度来讲，还没有到火烧眉毛的地步，但是如果透过现实的种种指标而深入到实质运行层面，还是能够感觉到风险是极大的。为什么？因为有很多风险不在我们的统计指标中。
就今年而言，财政赤字可能16000多亿，这16000多亿包括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债券发行。但是有一块今年要增加的地方债没有在16000亿当中，就是地方自发自还的这批债券，等于要走专项债券。如果没有纳入到整个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券发行的观察范围上，它有可能游离于监控指标之外，而且这一块不是一个小数字。按照审计署的数字，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地方平台债务，去年6月份的数字是17.5万亿，按照财政部各地报的数字，这个数字远远不是这样的，我们打一点折扣，按20万亿来测算，这个数字是非常大的，争取把这块纳入到监控的范围之内，这是防风险的措施。
另外一个措施，现在地方债的风险，不在于规模有多大，关键在于围绕地方债的发行和运行机制出了大问题。地方债最大的问题，地方政府在发行的时候没有还债，或者几乎没有还债的思想准备。到了需要还债的时候，想还债又没有实行清偿的本钱，这是当前的大问题。这种问题主要存在于什么地方？存在于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不规范，地方财政的收支体系不健全。这样就要结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财政体制改革的部署，真的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处理上拿出实质性措施，把中国财政体制格局建立在一个健全的地方财政收入体系的基础之上。
最终还要实质性的改革。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瑞龙：
预防和应对就业与服务业下行挑战
大家知道宏观经济现在的复杂程度是很少见的。虽然经济下行，但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一个是在GDP增速回落的过程中，物价水平保持相对稳定。第二个，尽管贸易增速和外贸顺差增速下降，但是服务业依然保持相对强劲的发展势头。但是从2014年下半年来看，服务业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很多指标显示2014年是“新常态”开始进入新的阶段，2015年进入这个阶段决定了可能面临很多参数大幅度的变化，面临新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第三产业可能会在2015年发生一些变化。由于工业萧条的扩张，特别是去杠杆、去产能，中国第三产业可能在2015年难以维持一个持续景气的状态，可能会出现疲软。
2014年11月份，服务业指数53点多，但是比2013年回落1.5个百分点，出现连续7个月的回落。我曾经到上海、江苏做了一些调研，他们告诉我们的状况是服务业2014年出现严重的下滑。我们不要为目前还是处在50%以上的数据所迷惑。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是一个工业化后期的阶段，工业化后期阶段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特征，第三产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制造业和消费。由于整个GDP指数是一路下行的，而且制造业处在相对萧条的状态，人均收入是增速趋缓的，所以服务业快速上扬缺乏根基。
第二个挑战，原来说尽管经济在下行，但是就业还是比较稳定的，2014年超过1400万。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总量上的就业增加了，微观来看，我们的就业是有问题的。
企业岗位需求在下降，而且人才市场去求职的速度是下降的。从PM中的从业人员指数来看，就业需求也是持续萎缩的状况，特别是非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得更快。
由于就业统计质量是有问题的，就业质量并没有做到很好的反映。按照目前的统计口径，中国就业质量达到历史低点。我们所谓的创业、就业，好多创业、就业实际上是没有岗位。还有企业人力资源战略调整，企业更倾向于把多余的人储在企业里面，一旦达到临界点的时候会发生逆转，这个也要考虑到。还有地方政府的压制。所以有一些虚假数字在里面。
中国就业严重依赖于第三产业和建筑业，2015年这两大行业都会出现较大的回落。这两个产业在2015年可能会面临挑战，2015年的就业压力会明显增大。还有很多企业在2015年会面临生存压力，不得不把企业的多余人员释放出来，所以2015年的就业问题会面临压力。
以前就业比较稳定，服务业发展是好的，支撑中国经济的这两大要素可能会在2015年发生变化，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压力增大，使得我们原来打算采取的去杠杆、不刺激和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
我们宏观政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两难选择，面对过去政府引导型的结构扭曲，我们需要腾出时间来调结构，但是由于刚才讲到的两个指标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不得不采取刺激政策。我们中国的经济有明显的高增长依赖症，这让我们很纠结。怎么样找到一个平衡点呢？过度的刺激可能为后续带来严重的问题，但是如果不刺激的话，可能会导致增长型经济出现问题。
现在我们可能是在这两个因素权衡中探底过程，我们要有一个底线管理意识。怎么判断呢？有两个指标，第一是失业底线和通胀底线，当今中国通胀不是问题，可能就是就业底线，就看中国的就业问题是不是超越了我们可接受的程度。第二个底线是风险底线，特别是与金融相关联的债务危机等等。换句话说，当前中国经济如果还没有触动失业的底线和风险底线，我们要稳住，不能出台过于刺激的政策。如果已经触犯了两个底线，可以采取相应的比较强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