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正进入结构性改革的发展新阶段，外资来华也有望呈现“量大质更优”之势，中国正在步入吸引外资2.0时代。

　　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外国直接投资国

　　近一段时期，随着中国反垄断调查的纵深展开，以及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出台，担心抬高外资进入中国门槛，以及认为中国开始实施“投资保护主义”的看法就此起彼伏，中国真的要关上开放大门了么?

　　整体而言，认为中国“投资保护主义”抬头的看法与数据并不完全相符。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跨国直接投资统计数据，从1992年起，中国已连续22年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即便是金融危机后的2008至2014年，中国每年新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都在2万家以上，实际利用外资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虽然也有波动，但总体依旧上升，从2008年的924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1195.6亿美元。近期，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第一大接收方，显示中国仍是全球范围内对外国直接投资最具吸引力的经济体。

　　事实上，中国经济参与并全面融入全球化，就是从对外开放开始的。外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外资的态度也一向都是积极开放的。但是，近些年，随着国际经贸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的需要，中国不可避免地要对外资投资领域和投资法律做出适时调整。例如，为保护资源和环境，对重污染和高能耗及产能过剩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加以限制;为解决分配不公问题，较大幅度地提高了企业职工劳动保护待遇和最低工资标准等;特别注重保持外商投资法律、法规的相对稳定性、连续性和可操作性;为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力求让企业在公平、规范的市场环境下竞争，逐步取消了“超国民待遇”。事实上，全球许多国家都不会将“超国民待遇”常态化，各国都是根据本国具体情况和经济发展新阶段对外资政策进行调整，由“超国民待遇”转向“国民待遇”。

　　中国需通过改革适应新趋势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出现了重大调整，出现了由倡导“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的新趋势。国际上，围绕“准入前国民待遇”、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负面清单管理、公平市场竞争，已经形成多项全球关注的议题，这对中国的国内法律制度和市场环境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中国需要进一步通过改革适应这些新趋势的变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新一届政府放松外国资本准入，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将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审批改为备案管理，实施负面清单制度。2014年，在国务院批准的相关扩大开放措施的基础上，进行了负面清单的修订。2014年修订的负面清单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调整为139条，调整率达26.8%。数据显示，上海自贸区新设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备案设立比例达到91.3%，提高了政策透明度和便利性。

　　近期，针对外商投资，商务部正在起草新《外资法》草案，有望将《公司法》、外资三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合并，出台统一的《外国投资法》，更有利于逐步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推动统一准入制度，与国际通行规则制度全面接轨。

　　顺势而为才能趋势而上。外资与正在经历深刻调整的中国经济一样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节点，相互选择、融合仍将继续。当前，中国经济依靠人口红利、土地成本和环境成本形成的 “投资成本洼地”效应逐步减弱，过分依赖增加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已经难以持续，必须增加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创新研发的投入。中国对外资的选择变了，中国更需要那些投资于新增长领域的外资。比如，新修订《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就在鼓励类增加了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基于IPv6的下一代互联网系统设备等条目。一些有远见的跨国公司也在积极利用新规制，抓住中国结构转型的新机遇，开始在战略新兴产业和高端服务业领域积极布局。

　　外资来华有望“量大质更优”

　　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去年中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约为663亿美元，同比增长7.8%，占比升至约56%，相比传统制造业由于人力成本、要素成本上升而出现12.3%的下降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联合国贸发报告所显示的外资投资行业分布看，2014年服务业外资流入增长较快，已经占到总量约56%，其中分销服务业、运输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规模较大;而制造业吸引外资金额下滑，占总量的比重继续下降。

　　随着中国展现出越来越强的创新活力与潜在的巨大购买力，外资来华也有望呈现“量大质更优”之势。事实上，全球目前出口增值的近一半来自服务部门，全球直接投资总存量的60%以上都流向了服务业，服务要素已成为决定全球价值链利益分配的关键要素。为此，中国政府进一步放宽外商投资准入，推进服务领域的投资自由化，鼓励外商投资现代服务业，支持面向民生的服务业扩大利用外资，推进服务业开放进程。外资市场准入大门将进一步打开，将吸引更多国外高级生产要素，如技术、人力资本等来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