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我国去年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全年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160亿美元，同比增长15.5%。若加上中国企业在第三地的融资再投资，则去年对外资本输出规模为1400亿美元。而去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1195.6亿美元，同比仅增长1.7%。今年1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达101.7亿美元，同比增长40.6%，增速远高于实际使用外资的速度，延续资本净输出形势。而在2002年，中国全年对外直接投资仅为27亿美元，短短12年间增长了40余倍。这一时期，央企成了中国资本海外并购的主力军。而就在国家队加速组团出海的同时，以平安保险、中民投等为代表的中国民营资本也显著加快了海外资产配置步伐。去年刚成立的中民投日前在全球金融心脏地带下注，砸下10亿英镑打造伦敦新金融城。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持续推进，随着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公共产品陆续付诸实施，预计中国将很快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资本输出国。

　　不过，就在中国五矿、中国人寿、国家电网、安邦保险、中民投等中国资本大举出海并屡有斩获之时，中国企业在希腊、墨西哥、斯里兰卡等敏感地带的投资或投标项目不时遭遇政治风险，联想到几年前中国在动荡地带的利比亚大当量投资所遭遇的资产沉没，国人有理由担心中国海外投资的安全。换句话说，海外投资安全保护已成中国资本走出去之后面临的头等大事。

　　海外投资并不仅是简单的资本输出，而是极为复杂的系统性国家战略设计、实施以及体系保障。从历史上看，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工业化国家，其资本输出的同时亦伴随着本国货币国际化的完成及海外军事力量投送体系的建成。而今中国基于盘活庞大外储的考量及日益增长的国际市场需求，向区域乃至全球提供具有中国元素的金融公共产品，并推动中国资本的大当量走出去，中长期来看确是中国提升全球价值链的内生性安排，亦是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之举。但中国在谋划布局资产全球化配置的过程中，须密切关注随时可能遭遇的风险，亟待打造能够确保海外资产安全的立体化力量保障体系。

　　先得承认，我国超高的储蓄率及将近4万亿美元的外储无论在国家手里还是在民间，确实需要通过合适的投资渠道获得增值，至少是不贬值。因此，适当的资本走出去实际上是我国寻求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内生性安排，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配合人民币国际化的当然之举。因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路径是通过全球世界范围内的投资嵌入到目的地国家，进而成为常用货币。换句话说，作为国家财富的表征以及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符号代表，人民币国际行为空间如何直接关乎中国在全球顶层分工中的实际地位。在人民币稳步推进国际化进而成为区域乃至全球功能性货币的过程中，亟需中国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打造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体系，或者说打造以人民币计价的全球供应链，通过对境外企业的投资或参股，在供应链的上游为人民币成为计价货币打下基础;再配合国内争夺铁矿石、石油和黄金等大宗商品定价权方面的努力，提升人民币在全球供应链的定价主动权。而加快区域经济合作步伐，推进以“一带一路”建设为代表的区域与国际经济合作，在东盟、中亚打造境外“人民币走廊”。并通过中非经济合作，中国与东欧经济合作，扩大对欧美直接投资和金融投资，以及商业银行国际化，扩充中国贸易与资本的行为空间，以构建人民币全球清算、跨境投资、境外个人人民币业务、人民币衍生工具发展、跨境人民币贷款等全球化业务体系，显然是中国在谋划并实施的国家大战略。

　　但是，时至今日，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真正具有全球资源配置力的国家只有美国。而美国之所以具备这个能力，得益于美国在战后形成的一整套机制化霸权体系：通过左右一系列国际组织、机制和联盟建立起了饱含美国意志的秩序范式，并凭借其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宰，制定着国际金融规则的权力圈与话语权，敲定了金融市场价格，把持着各种金融工具。因此，从经济角度来看，美国的国家利益首先表现为美国对全球金融分工地位的维系，其次表现为经由美元本位低成本地占有别国资源，或对外辐射经济成本。因此，我国海外投资或运营公共产品仍然主要依靠美元来进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强化美元地位。而人民币一旦进入美元的敏感地带，必会遭遇强烈反弹。另一方面，我国短期内又很难找到破解既有或潜在投资目的地国政治风险的方案。一旦出现目的地国政权更迭、内乱、本国保护主义或外部压力，极有可能使中国资本全球配置的努力大打折扣。

　　基于现实，我国在加快推动资本走出去的同时，亟须建立包括政治协调、商业合作、法律保护在内的常规性保障机制，更需弥补在军事力量投送上的短板，确保我国在全球重要海上通道的安全航行权力，早日形成对中国海外投资保护的威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