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是充满阵痛的转型过程，调整经济结构、全面深化改革是硬仗恶仗，没有宽松的经济发展环境和应有的增长速度，不要说推进转型升级和改革开放，就连社会稳定这个前提条件都将丧失。稳住了就是进，稳住了才能进。
●中央提出在新常态下要稳中求进。但在稳和进的关系上，进更带有根本性，没有进，稳也稳不住。进才是实现稳的治本之策。
●政府行政改革首先要解决按照市场制度要求归位的问题，一是明晰资源配置的权利领域，按照负面清单的管理要求约束自己，清单之外回归公民、回归市场。
新常态是既有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新发展方式还没有建立起来的过渡态。在新常态下，部分支撑“旧常态”下高增长的条件已经丧失，而支撑“未来态”下健康增长的条件还待创造。无疑，稳增长、转方式，既是新常态下待解的难题，也是新常态下经济工作的历史使命。
新常态属于新旧发展方式转换的“过渡态”
回溯人类文明史，第一次科技革命堪称重大事件，它及其引发的工业革命拉开了现代化的大幕。但是，旧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态，使第一次科技革命与中国无缘。中国不但未能与世界现代化进程同步，而且陷入长期的内忧外患。新中国成立后做了一些工业化补课工作，但长期和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严重制约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到改革开放起始阶段，中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我国经济总体上还徘徊于农业社会形态。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世界现代化加速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却在外患内忧中原地踏步，中国与世界文明的落差更大了。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了“追赶”、“补课”的现代化征程。面对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和高度集权计划体制的双约束，我们用足了后发优势，经济体制进入了计划和市场的“双轨”制年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激发出无与伦比的动能，持续的增量式市场化改革激发了微观效率和活力，对外开放使之几乎零成本地引进了现代科学技术，在近乎原始生产力水平下参与全球化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四大因素让中国经济狂奔。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去年中国经济总量已近美国的60%，实际差距可能更小，人均GDP也已接近8000美元。经济水平的快速跨越上升，其另一面就是生产力与西方差距的快速缩小。生产要素成本正在与世界接轨，中国世界工厂地位岌岌可危。科技引进成本大幅提高，依靠引进模仿已是穷途末路，科技成长亟待依托自主创新。中国的经济规模已达60多万亿，每年40亿吨煤炭和近5亿吨石油的消耗，使生存环境承受不了，粗放发展、规模扩张几乎陷入绝境。政府权力和计划手段主导的增长，由此助长的失衡、低效、腐败恐怕都已到了极限。
经历30多年的追赶和补课，经济增速已不可逆转地步入下行通道，中国经济正在陷入深度“盘整”，背后因素是经济发展方式进入“Z形”拐点。要素驱动亟待创新发展，“双轨”体制亟待单轨运行，政府管理经济手段需要大变。
新常态下首先需要稳增长
把握新常态，不能丢了增长这个前提，不能迷失大方向。
中国自明清以来，对人类科技进步的贡献，可以说是屈指可数。因此，近代以来中国人发出了救亡图存、复兴中华的呐喊，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300年的落差，30年无论如何也是无法弥补的。以去年发展水平看，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不到13%，人均GDP水平差距更大，世界排位仍在80左右，与最富裕国家差距高达十几倍，还有7000万人温饱没有解决；城镇化水平看，按照常住人口计算城镇化率55%左右，按照户籍只有36%左右，而西方发达国家都已经超过80%，有的国家超过95%；农业现代化水平看，中国农业产值占比仍然接近10%，农业劳动力占总就业人口比例仍然接近30%，而美国这两个数据均已少于2%。因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强调，发展仍然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必须牢牢把握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必须确保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无疑，稳增长是贯穿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线，自然也是新常态下的首要任务。
稳增长不仅是硬任务，而且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前提条件。我国经济发展这趟快车，高速行驶了30多年，现在虽已快不起来，但也不能慢下来。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每年单需要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就高达700万，稳增长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稳就业、保民生。新常态是充满阵痛的转型过程，调整经济结构、全面深化改革是硬仗恶仗，经济增长、社会运行、民生保障都将面临生态重组，没有宽松的经济发展环境和应有的增长速度，不要说推进转型升级和改革开放，就连社会稳定这个前提条件都将丧失。稳住了就是进，稳住了才能进。
稳增长也是完全可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我国人均GDP进入中上水平时间还不长，这反映生产力的综合水平还不高，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后发优势依然存在。我国国家大、地域空间广、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广阔的农村和内陆腹地，可以使经济梯度发展、渐次开花，我国经济发展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部署，对外开放还存在着巨大的拓展空间，这都将为发展注入新的红利。特别是经过35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外汇储备水平、国有经济实力、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配套条件、人力资源发展、宏观调控能力等，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充分可能。我国经济发展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实现稳增长完全具备条件。
实现稳增长需要坚持承上启下、稳中求进。“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在经济发展的转型期，无疑要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当前，就如煤矿开采，“主矿”虽然挖得差不多了，但“副矿”还有剩余，要铲经济的“副矿”，在打造经济升级版的同时，仍然需要“老办法”。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当扩大财政赤字规模，保持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加强财政、货币和产业、投资等政策协同配合，为经济增长提供适度宽松的货币环境。要继续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重点投向保障性安居工程、农业、重大水利、中西部铁路、节能环保、社会事业等领域，要发挥好政府投资“四两拨千斤”的带动作用。要继续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大力改善消费环境，通过改善供给质量来激活消费需求，促进消费稳步增长。要继续发挥出口的支撑作用，开发更多出口产品，拓展更广市场领域，抢占更多市场份额。对部分过剩产能，要通过打开国际市场来消化。当前，要抓紧把“一路一带”、“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这三大新的区域战略和城镇化发展战略落实到位，这是新一届政府稳增长的重大战略抓手。
稳中求进特别需要防风险。防风险也是经济工作的底线。如果风险失控，不但稳中求进做不到，整个经济工作大局都要受到冲击。既有发展方式、过去一些年的调控、国内外经济大势变化，都累积了一定的风险，尤其是政府债务、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产能过剩等方面的风险性更高。当前面临的这些风险，彼此是紧密相连的，稍有不慎可能酿成系统性风险，并最终都将转嫁给了金融。风险度还和经济能否增长、有多高的增长密切相关。要高度重视风险防控，正确处理好局部风险和系统风险、防风险和稳增长的关系，从局部防控入手，防止局部风险蔓延，从稳增长入手，防止风险失控。
新常态下根本使命是抓改革
中央提出在新常态下要稳中求进。但在稳和进的关系上，进更带有根本性，没有进，稳也稳不住。进才是实现稳的治本之策。完成新常态下转方式的历史使命，实现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根本性转变，就是要破解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世界难题，既遵循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从而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高、创新激励最大；又要使党和政府的作用都得到积极发挥，中国政治制度优势尽显，从而使资源配置效率更高、创新激励更大。完成这一艰巨任务，需要紧紧围绕市场做文章，牢牢把握市场主体、市场资源、市场看护者三大关键领域，让它们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各司其职。
要实现让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我国改革是按照体制外逐步放开、体制内由易到难逐步推进的。在这种改革逻辑的支配下，产业链条末端的产品和服务率先实现市场化，而投入端要素的价格改革推进极其缓慢，尤其是土地、资源性产品、金融和技术等，实现真正让价格配置还面临艰巨任务。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当前关键是要彻查督导，让“招牌挂”别再流于形式，确保任何权力都不得干扰土地拍卖，让土地按照市场价格实现竞价交易，别再让土地成为不法官商暴富的肥肉。资源性产品，比如水、电、气等，受上游价格垄断的影响，改革事实上就是涨价，对下游的企业经营和人民群众生活都将产生负面影响，早改比晚改好，关键是要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工资改革配套进行，把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带来的阵痛减小到最低程度。金融市场化改革同样要系统设计、全面推进，关键放在存款利率市场化和大力发展非国有金融主体上，消除垄断，再造竞争性的金融生态。技术市场化改革任务更为艰巨，要立足于经济发展的主战场，打造技术创新围绕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依靠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把技术的创造力激发出来，把技术创新的价值体现出来，把知识分子的创造热情激发出来。
要实现让市场主体的产权安排能够产生最大激励。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而这取决于能否建立起最具有创新激励的产权安排。产权理论认为，只有把企业的剩余索取和剩余控制权捆绑到一个主体身上，让这个主体承担行使剩余控制权的后果，即既享有带来的收益、也承担造成的风险，这个主体才会把企业竞争力、生命力放在首位，才能够把心思用在创新上。国有企业之所以成为“问题”，就在于这种企业的产权安排，让行使剩余控制权的经营者不完全承担经营责任，而真正享有收益、承担风险的全国人民又缺少充分手段来行使控制权，所以，一个公有制、国有制一统天下的国家，注定是不可能最具创新力的。依靠党性来产生最大创新激励，对少数人可以，多数人不行；短期可以，长期不行。无疑，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首先就是要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坚持有退有进、有所为有所不为，关系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的领域，优先考虑的是宏观效用而非微观效率，要继续发展壮大。多数国有企业应该采用混合所有制的形式，通过多元化的产权安排，让一些拥有完整产权的主体成为股东。同时，要推进员工和经营者持股的改革，让现有的“内部人”拥有部分完整产权，把企业经营者和员工经营行为与经营结果捆绑到一起。
要实现让政府行政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势。政府行政改革比价格和国企改革还要难。当前，服务市场的行政生态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政府越位、错位、缺位问题还相当严重，“下场踢球”现象依然存在，领域垄断、资源垄断、官商联手垄断问题屡禁不绝。政府行政改革首先要解决按照市场制度要求归位的问题，一是明晰资源配置的权利领域，按照负面清单的管理要求约束自己，清单之外回归公民、回归市场；二是政策制定要遵循“普惠制”，让相同类群享受平等政策，对于同一类群不再搞“政策洼地”，从而形成竞争性的政策环境；三是履行好决策、服务、监管等“份内”职能。政府行政改革还要解决比资本主义政府作用发挥得更好的问题，主要是保持政治优势，强化执行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突出优势。要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履行得比资本主义更好，为市场经济发展、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更好服务、更大激励。保持政治优势一个重要选择是调整“指挥棒”的内涵，重新确定对各级党委的考核指标，从而把执行力的优势用到关键处。要在保留GDP增长率指标的同时，把市场主体增长率、单位GDP能耗降低率、享受同城相同社保待遇人口增长率、科技创新等纳入考核指标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