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多个表现中，金融风险增高无疑是其中的一种。银行坏账是观察金融风险的窗口之一。根据中国银监会提供的数据，截至2014年12月31日，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至1.29%，第三季度数据为1.16%。单季度坏账增加0.13个百分点，为2004年以来最快。包括政策性银行在内的整个银行业金融系统坏账率为1.64%。银行的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由第三季度的247%下降至230.5%。以银行贷款余额86.8万亿元计，2014年银行系统的坏账规模大约为1.42万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中国的金融风险与地方经济有很强的关联。国内地方经济困境加剧又是多重因素造成的：一是中国经济整体下行压力加大，地方经济也随之出现不同程度下行;二是房地产业开始停滞或负增长，地方财政受到很大冲击，地方债务问题的压力明显加大;三是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地方政府融资日益困难，支撑过去铺开的摊子难度加大;四是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不少基础资源行业遭遇困境，拖累地方经济下滑。

　　地方经济遭遇的困境，使得各个地方的金融风险普遍加大。由于不同地方的资源禀赋、经济基础、产业结构、金融环境、企业发展等因素不同，金融风险的暴露程度也不相同。由于地方经济中的金融风险往往表现为复杂的系统问题，它不是某一个单一因素能够解决的，因此，从区域角度观察地方经济的金融风险，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极为重要。

　　哪些地方容易出现金融风险呢?粗略归纳，有如下一些类型的地方经济属于金融风险的高发区。

　　一是经济高度依赖少数资源产业的地区，如能源城市、矿业城市等。日前有媒体报道，山西省吕梁市的经济在一年间经历了过山车式的“反转”：在2013年，吕梁还是山西的增速冠军，但2014年GDP增速预计为-2%，在山西省内倒数第一。吕梁因煤闻名，其2.1万平方公里总面积中含煤面积1.1万平方公里。在过去的煤炭黄金十年间，吕梁依靠优质煤炭出现井喷式发展，GDP维持着两位数增速，多年保持省内第一，创造了“吕梁速度”。如今吕梁随着煤炭行业的低迷陷入困境，吕梁市下属某县的工业占比达95%以上，几乎没有服务业，而工业中有85%与煤炭相关，该县在2014年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在-20%左右。工业比重近70%的吕梁市，其工业增加值增速预计为-5.6%，GDP增速预计为-2%，财政收入减少20.3亿元。这类衰落之下的资源型城市，往往成为金融风险高发区。

　　二是高度依赖房地产业的地区。据有关研究机构的统计，201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超过3.1万亿元，而2013年全国地方财政收入(本级)为6.89万亿元，土地出让金相当于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45.4%。2014年房地产市场下滑，土地出让金同比下降28%至2.3万亿元。尽管如此，2014年的土地出让金仍相当于全国地方财政收入(本级)75860亿的30%以上。要指出的是，土地出让金只是地方计划外收入的一种，如果以宽口径来计算地方财政与房地产的关系，房地产业的占比会更高。我们研究团队在全国各地调研发现，二、三、四线城市地方财政对房地产业的依赖度一般在40%以上，甚至有的地方达到60%-70%。地方财政高度依赖房地产业的地方经济，目前往往都是高风险地区。

　　三是地方债务高企的地区。自2008年以后，中国地方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政府债务的扩张有很大关系。2013年底中国官方公布的截止2013年上半年的地方债务为17.9万亿，此后的债务清理与偿还对地方政府是个巨大的压力。初步预计，2015年中国将有约2.8万亿地方政府债务到期。为化解巨额存量债务，2014年债务利息支出就占新增社会融资的逾50%，不仅严重影响了经济运行质量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还使得金融风险不断积聚。地方债务对地方经济和金融环境的打击，远不是几个数字所能反映，在我们的调研中发现，不少地方的本地政府性债务、融资平台债务、房地产企业债务都十分惊人，不少地方受到减收(地方财政收入减少)、增支(财政支出刚性增加)、偿债(债务偿还高峰期)这“三座大山”的重压，对地方金融环境有重大破坏。

　　更多地方的实际情况是，地方经济、产业与债务问题不是单独存在，而是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很复杂的地方经济金融环境的整体“塌方区”。一旦这种风险形象形成，将会引发市场对地方经济金融风险的高度警惕，从而显著抬高当地融资的成本，加大当地的融资难度。这些地方出现金融风险爆发的概率自然也会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