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的经济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本国资本的积累能力和资源使用效率，依靠外来资本支撑工业化进程的格局是不能持久的。中国必须通过“走出去”拓展全球资源布局，重构中国全球价值链。
中国跻身全球对外投资大国
近年来，特别是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一直保持快速增长态势。2002年，我国加入国际贸易组织(WTO)后的第一年里，对外直接投资27亿美元。2013年，这个数字增至1078亿美元，12年里增长了将近40倍，连续两年位列全球三大对外投资国。2013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09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90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这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2012年创下流量878亿美元规模，并首次成为世界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之后的历史新高。
2014年1~11月，中国境内投资者累计实现对外投资5518.2亿元人民币。以美元计，2014年前11个月累计实现投资898亿美元，同比增长11.9%。同期，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62.4亿美元(折合654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0.7%。中国对外投资额超过吸引外资额，成为净资本输出国只是时间问题。可见，
国内生产总值(GDP)已不足以真实反映国民财富能力，国民生产总值(简称GNP，是一国家或地区所有国民在一定时期内新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价值的总和，包括境外，也包括境外)将成为衡量中国国民财富创造的新尺度。
向GNP跨越是必然选择
事实上，谋求中国对外战略转型，实现从GDP到GNP的跨越是必然选择：一方面，长期以来，中国对外经济的不平衡集中表现在国际收支账户持续“双顺差”，但这种模式不可能长期持续，也蕴藏着极大的国际市场风险;而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资产规模、国内储蓄、结构调整等方面的发展与变化，中国已经具备了大规模海外投资的基础条件。
一是“双缺口”已经变成“双剩余”。在2000年以前，中国的国际投资政策是以鼓励吸引外资、限制对外投资为主要特征的。限制对外投资与鼓励吸引外资具有相同的逻辑与现实基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比较典型的储蓄短缺和外汇短缺同时并存的“双缺口”格局，吸引外资可以同时弥补这两个缺口，而限制对外投资可以同时防止这两个缺口扩大。中国的“双缺口”格局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得到改变，到目前已经完全变成了储蓄过剩和外汇过剩的“双过剩”的局面。在“双缺口”基础上形成的鼓励吸引外资和限制对外投资的逻辑均已经不存在了。大量的国民储蓄和外汇储备资产为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裕的资金条件，也为海外投资和“走出去”提供了本金支持。
二是进入对外投资的历史阶段。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NOI，即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差额，是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函数。到达一定阶段时(人均GNP为2000至4750美元)，进行投资阶段的转变就成为必然选择。而推动这一转换的关键是提高对外投资的收益率，促进本国资本竞争优势的形成。当前，中国正处于邓宁所指的资本大规模输出的历史发展阶段。
三是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是我国的比较优势所在;另一方面，新兴产业的竞争力日益增强。我们在全球生产链中占有的环节不断扩展。中国市场日益庞大，并正在成为我国规模经济型产业的优势来源。我们不仅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直接投资东道国，也正在成为世界主要的投资母国之一。
中国对外投资仍处于初级阶段
然而，就目前而言，中国对外投资无论是从规模，还是质量还处于“走出去”的初级阶段，提高对外投资质量是关键。中国现在是排列在世界对外投资的第三名，这只是从数量上而言;同时，我们也看到，我们和一些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差距还很大。刚才提到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就存量来看，我们6600亿美元的存量只占世界的2.5%，也就是这个数量相当于美国的10%左右，我们海外的净资产相当于日本的一半左右，即使从量上看，中国也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走出去”战略需要进一步纵深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正在步入全面重构的新阶段，由加入WTO之前的积极参与全球化分工，到如今的全面融入全球化体系，需要全球范围内配置各种要素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输出和“走出去”绝不应仅仅是购买发展所需的能源、原材料，也不仅仅是基于消化内部的过剩产能，而应如当年日本由“贸易立国”转向“投资立国”一样，通过资本输出带动全球贸易布局、投资布局、生产布局的重新调整，进而带动产品、设备和劳务输出，全面对接全球价值链。
近两年，在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区域自贸战略，以及互联互通进程的大力推动下，我国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高铁等行业“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快，未来需要进一步通过异地投资、兼并重组、国际产业技术联盟、参与全球创新网络的等手段，实现由产品输出到产品、技术、资本、服务输出的转变，实现中国产业链的整体升级。
与此同时，根据劳动力成本和各国的自然资源禀赋相对比较优势，未来5年，我国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有望依次转移到周边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动沿线国家产业升级和工业化水平提升，完成中国全球价值链的重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