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日,人民币在岸和离岸市场同时出现较大幅度下跌的走势。
美元主导着全球经济金融周期,美元周期的转变是认识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前提。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QE)并准备加息,将深刻影响国际金融市场。从美国货币政策周期与美元周期的历史关系看,此轮美元强势周期可能会持续4-5年左右。这将导致其他非美货币出现一轮贬值潮。
事实上,全球货币新一轮洗牌过程正在不断展开,近日,欧洲央行启动
QE,其对抗通缩与支持经济增长的决心非常坚定。而新一轮降息潮也有到来之势,去年年末至今已有土耳其、丹麦、瑞士、印度、埃及、加拿大等12个国家的央行步入降息周期,只有巴西、俄罗斯和新西兰因国内通胀和本币贬值等因素困扰逆势加息。许多国家纷纷降低基准利率或实施宽松政策,甚至一些国家主动推动货币贬值,全球货币竞争性贬值一触即发。
汇率与资产价格有很大相关性,人民币汇率在短时间内持续下跌以及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不能低估。以跨境贸易、人民币存款和人民币债券三个指标来衡量,人民币离岸市场规模还比较小,更容易受到全球跨境资金流动的冲击。此次在岸、离岸人民币双双大幅走低,在岸人民币暴跌逾200点,最低触及6.2531,创去年6月以来新低;离岸人民币暴跌逾100点,表明离岸市场贬值预期开始形成。
汇率的波动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新的冲击。一方面,人民币跟随美元兑欧元也相应升值,2014年以来,欧元兑人民币已经贬值近13%,今年迄今为止贬值6.4%。欧元区和美国同属中国两个最大的贸易对象,欧元的大幅贬值将对中国出口形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其他国家竞争性贬值导致人民币相对坚挺,不利于中国货物贸易出口。
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完全浮动汇率机制放大了原有的风险。亚洲金融危机就与金融自由化进程相关。上世纪80-90年代,以东南亚和拉美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大力利用外资发展经济,但却没有同时建立完善的资本管制防火墙,尤其是对资本流出的管理过于宽松,特别是那些外债比例高、经常账户赤字较大,且外汇储备匮乏的国家出现金融危机。
美国作为全球中心国家,其货币、信用的扩张与收缩,将通过金融与贸易渠道向全球传导。美联储在今年加息将是大概率事件,美元强势周期已经确立,在此大背景下,其他非美货币兑美元货币波动性势必由此上升,许多外围国家不得不面对保罗·克鲁格曼的“不可能三角悖论”,并可能出现全球新一轮货币贬值潮和资本外流等系统性风险。“不可能三角悖论”的意思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的自由流动性以及汇率稳定性三个目标是无法同时实现的,如果要满足其中的两个,就必然要放弃一个。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流出实际上就是满足资本自由流动的目标,但直接冲击了一个国家的汇率和货币市场。
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当前全球日均4万亿美元的外汇交易中,只有2%是因贸易和国际投资引起的,其他都是投机性交易。这些投机资本对各个金融市场汇差、利差和各种价格差以及有关国家经济政策等高度敏感,并可能出现过度反应,从而对整个金融市场产生不可逆的正反馈机制。事实上此次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乃至大宗商品价格与新兴经济体的资产泡沫无一例外都有跨境资本的“兴风作浪”。
短期内人民币汇率的大幅动荡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近两年,短期投机资本以及人民币套利风潮兴起积累了大量的风险,决不可小觑。货币当局要对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汇率波动加强管理,密切关注人民币贬值影响及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避免资产价格的断崖式下跌和资本大量外流,应考虑征收托宾税,加强资本流动安全预警机制,切实维护中国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
货币汇率冲击,从深层次看,凸显出全球金融货币治理机制的重大缺失。特别在全球货币金融周期大分化的背景下,建立新的全球货币治理机制以及更加稳定的全球汇率架构就变得愈发迫切和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