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267期日前召开。论坛成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发表了题为“中国现代化之路”的主题演讲。胡鞍钢表示，任何一个现代化的后来者，都不是简单地对西方现代化道路拷贝、模仿，而只是学习、借鉴。中国追赶美国现代化的进程是分步走的：第一步在总量上超过美国；第二步从人均量开始追赶。中国之所以从“一穷二白”成为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创新还是中国道路。它分为从1978年到2001年“先富论”阶段，从2002年到203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以及2030年之后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阶段。
现代化是全方位的社会变革
尽管中国人天天在讲现代化，包括提出“四个现代化”，但实际上大家对现代化的基本知识和含义还是知之不多。
胡鞍钢一上来就围绕主题。他说，1949年，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现代化时代。这已经比西方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晚了几百年，也比明治维新的日本的现代化晚了七八十年。
胡鞍钢认为，尽管中国人天天在讲现代化，包括1964年提出“四个现代化”，但实际上大家对现代化的基本知识和含义还是知之不多。如果要衡量中国的现代化，就要问另外几个问题：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创新了现代化，由于什么原因创新了它的现代化，以及今后中国现代化的基本方向是什么？
现代化有无数个定义。在演讲中，胡鞍钢主要讲的是基于中国学者张培刚对工业化做的经典定义延伸出的定义：全社会范围一系列现代要素以及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的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的变化或变革的过程。
进一步展开，包括五个方面：
首先，现代化一定是历史的概念、发展的概念。这就告诉我们，现代化不是一个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概念，它实际上是随着人们对现代化的实践和认识，不断丰富、不断完善的动态概念。这也告诉我们，现代化不等同于西方化，因为现代化没有固定的模式、唯一的道路，不同的国家基于不同的国情会有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实际上任何一个现代化的后来者，都不是简单地对西方现代化道路拷贝、模仿，而只是学习、借鉴。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一定走的是独辟蹊径、跨越式发展的道路，现在更是要创新二十一世纪条件下新的现代化。
其次，现代化是全社会范围内的现代化。“全社会”这个词非常关键，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方面，现代化不只是经济现代化，还应该包括其它的现代化，比如社会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特别是中国具有几千年文化传统，我们要把这些文化传统现代化以及国际化。这么来看，很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的本质是如何强化人力资本投资，使中国巨大的人口变成人力资源财富。现代化不只是一部分人的现代化，而应当是包容性的并且覆盖全体人口。它不只是城市现代化，还包括农村的现代化；它不只是沿海地区的现代化，还应该包括内陆地区的现代化；它也不只是汉族人口的现代化，也应该包括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的现代化，当然也希望它们能保留并发扬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
第三，现代化本身是现代要素以及组合方式。涉及到的现代要素包括现代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源、能源、资本、劳动，但是进入二十一世纪，更重要的现代要素还包括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信息、知识、制度、法律等，我们称之为现代政治要素。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质上是制度和法律等现代政治要素不断地在全社会扩散应用。
第四，现代化是一个连续的积累的发展和建设过程。因此如何防止现代化被破坏和中断非常重要。很多国家几十年前已经处于中等收入阶段，但是只有13个国家进入了高收入国家，这和现代化被中断、破坏是有关系的。瑞典从19世纪初到现在将近200年，他们既没有内战也没有外战，尽管它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只有1.3%，但是200年积累下来就完全不一样，就成了世界最富的国家。所以从现在来看，现代化不怕慢就怕站，更怕断，它实际上是一个时间的函数，确切地讲也是一个天下大治的函数。
最后，现代化本身是全方位的变革过程。包括了观念的变革，体制的变革，社会的变革，文化的变革等等。由此来讲，国家制度建设本质上就是制度变革。
中国现代化的总体布局基本形成
GDP、发电量、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等指标虽然在总量上超过了美国，但是在人均量上还与美国有相当大的差距，要缩小这些差距还需要更多时间。
胡鞍钢随后介绍说，中国领导人认识中国现代化也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经过多次的不断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至此，中国现代化的总体布局基本形成。不仅是经济现代化而是全面现代化，不仅协调经济内部的一些重大关系，也开始协调不同类型不同方面的现代化，从而推进中国进入一个全面现代化的伟大时代。
胡鞍钢认为，可以通过几个重要的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进程。
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经济增长相关指标——GDP。
第二个是发电量。如果说GDP是经济学最大的发明，发电技术就是迄今为止工业革命应用最广泛的发明，没有发电量就意味着没有现代化技术和现代化因素。目前中国基本上消除了无电人口，最新的《人类发展报告（2014）》显示，中国电气化指标达到了99.7%，基本上和发达国家一样。
第三个指标涉及到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还有其它的指标，包括人口预期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人类发展指数（HDI）等等。
根据这些指标分析中国的现代化，首先锁定中国的追赶对象就是美国，它既发达又强大，然后以美国在不同时期的情况做一个对比，引入追赶系数。
在1950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仅相当于美国的16.8%，到了2010年，按照安格斯·麦迪森的数据推算，实际上中国已经超过美国了，相当于美国的114%。即使按照世界银行的评估，在1990年中国仅是美国GDP的19.1%，到2013年也已经相当于美国的96.2%。而根据中国官方采用的汇率法，1960年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11.4%，1980年为6.6%，1990年6.0%，尔后不断提升，2013年达到了55%，估计2014会达到61.5%左右，差不多2020年之前可以超过美国。
三个不同计算方法会有不同的结果，胡鞍钢将这称为“GDP测不准原理”。所以他认为发电量是更有效的衡量指标，因为它是测出来的实物量，而不是算出来的价值量，而且不存在各个国家价格水平的影响。
从这一数据看，在1900年中国的发电量相当于美国发电量的0.01%，也就是美国的现代化因素是中国的10000倍。到了1950年，中国也仅相当于美国的1.2%，也就是美国的现代化因素相当于中国的80多倍，这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起点或初始点。经过了30年的国家工业化，1980年这一比例提高至12.1%，中国基本上形成了比较完整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国民教育体系、全国性科研体系、军工体系等等，这在所有发展中国家是独有的。而后的改革开放就是基于这三大资本——物质基本基础、人力资本基础、制度基本基础，中国经济开始起飞，突出表现为用发电量衡量的追赶系数迅速提高，到了2013年总量已经相当于美国的1.26倍，但这不是人均的概念。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和它的创新能力特别是技术创新能力密切相关。从发明专利的角度来看，美国从1790年开始实行专利法，到2014年为止已经是224年，中国是30年前才开始实行专利法，而后就开始了新的技术追赶。现在已经超过了美国，达到了美国的1.20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2013年数据显示，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占世界总量比重的32.1%，已经是美国的1.44倍。不过美国有效专利量最多，占世界总量的26%，紧随其后的日本占19%。
再一个指标。在全球化条件下，一个国家的出口额非常重要。1978年的时候邓小平问外贸部部长、交通部部长，为什么中国的贸易量还不如台湾、香港，更不如日本，当时日本的出口额相当于中国的10倍。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和领导人认识全球化有关系，从而推动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参与国际竞争，随后出现了追赶。到了1990年，中国的出口额已经相当于美国的15.8%，到了2013年已经相当于美国的1.40倍。
胡鞍钢说，这三个指标虽然在总量上超过了美国，但是在人均量上还与美国有相当大的差距，要缩小这些差距还需要更多时间。因此在中国追赶美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是分步走的：第一步在总量上能赶上美国并且超过美国；第二步在总量上超过美国之后，从人均量开始追赶。这是一个新的追赶，前面是一个长征，现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长征。
对人均指标胡鞍钢还介绍了人口预期寿命、15岁以上平均受教育年限。15岁以上平均受教育年限，2010年相当于美国的95.8%。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的数据，美国人口预期寿命现在是79岁，中国是76岁，北京是81岁，上海更好，是82岁，所以说从局部地区已经接近美国。尽管人均GDP指标上仅相当于美国的1/3多，差距还比较大，但是中国发展的思路是更多关注人力资本，也就是健康指标和教育指标。
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和优势
中国道路就是要在三个方面不断加强，最大限度扩大生产、创造财富，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不断增加中国文化因素。
胡鞍钢认为，中国之所以从“一穷二白”成为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创新还是中国道路。
胡鞍钢认为，中国道路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基本因素。第一个就是现代化的因素。无论从1953年毛泽东提出国家工业化，还是到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四个现代化”，以及到后来邓小平提出“三步走”战略构想，主线就是现代化。第二个因素是社会主义因素。中国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是从国家工业化变成混合工业化，也就是现在看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社会主义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结合的混合经济。第三个因素是中国文化因素。这是基于中国历史来源的基本因素。
中国道路的含义，就是这三个方面因素不断加强，不断扩大。一是不断增加现代化因素，最大限度扩大生产、创造财富，最大限度利用现代知识、科技、教育、信息等要素。二是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三是不断增加中国文化因素，对构建中国特色的理想社会有重大创新，如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学习型社会、安居乐业社会。包括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如果说中国现代化的第一个因素与美国基本相同，那么第二个因素、第三个因素就是与美国最大的不同。
从这三个因素来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独特的，胡鞍钢认为，可以简单概括为三大优势。
一是后发优势。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可以加快与发达国家现代化水平的趋同，即现代化发展差距缩小。不过也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照搬照抄西方国家，使东方国家变成西方国家。这是20世纪初期中国和二次大战之后南方国家的普遍作法。第二种是既学习又超越发达国家现代化模式，吸取它们的教训，避免他们的劣势，在更高、更新、更绿色起点上创新绿色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
二是社会主义优势。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不是资本主义道路而是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与所有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从历史上看，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走通。1949年之后，先是新民主主义道路，后是社会主义道路，也不太顺利，曾走过曲折之路。1978年之后成功地探索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经历了两次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特别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美国制造并出口到全世界，再次说明中国确实要走出比资本主义更具优势的自己的道路。
三是中国文化的优势。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文化，中国的现代文化、中国的现代化不应该排斥这些文化，恰恰应该是源于这些文化，并且使得它更加开放，更加包容，并且还要同其它国家的文化相互学习借鉴交流融合，并成为创新中国特色现代化的巨大文化优势。胡鞍钢说，尽管我不是研究文化的，我已经意识到这是中国道路的独特优势、长远优势。
他还表示，中国道路是由总道路和具体道路构成的。所谓总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再次对中国道路进行了新的表述，使得中国本身的现代化道路已经开始超越西方的传统现代化道路。我们在1989年的第一份国情报告中提出中国的国情决定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非传统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高消费、高消耗、高污染的道路。当时对这个道路到底是什么也是知之不多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对这个道路做一个经典的讨论了。这也充分反映了中国“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因素、社会主义因素和中国文化因素，反映了中国道路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先富论”阶段，从1978年到2001年。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也使得中国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了从绝对贫困到总体小康水平。
第二阶段是以党的十六大报告为标志，建立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从2002年到2030年，需要花上30年的时间，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是迈向共同富裕社会。
第三个阶段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阶段，希望能够在2030年之后，进入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大的努力。
此外，由于中国的道路是由多个具体的道路所构成，这就需要不断地阐述和分析研究不同的具体道路，包括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的社会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道路等等。这些具体的道路的研究分析有助于理解总道路，反过头来对总道路的认识也需要这些具体的道路来相互的关联。
最后，胡鞍钢表示，中国道路是从现代化的落伍者到追赶者、进而到赶超者的路径。首先来看中国的现代化本身包含两个基本的线索，一是国家现代化建设，从国家工业化、四个现代化、小康水平、小康社会到“五位一体”。二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从新中国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到改革开放重建现代国家制度，再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者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从而构成了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可以说中国现代化的未来方向不仅是“五位一体”的现代化，还包括了制度现代化，因此中国现代化的未来目标不仅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还包括伟大复兴，包括为人类做出重大贡献。
问与答
问：中国现代化应如何与国际协调？
胡鞍钢：从经济学的外溢性、外部性来分析，中国会产生正外部性，如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是第一，贸易增长第一，发明专利贡献第一，减贫更是第一。但是我们有一个最大的负外部性，就是我们的资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目前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最新的数据大约是98亿吨碳当量，占世界总量的27%，相当于美国加上28国欧盟之总和。可喜的是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已经达成政治共识：到2030年，相对2005年，美国减少多少，中国争取进入绝对减排阶段。
现在来看中国确实是一个石油和粮食进口国，印度进口更多，现在全世界担心中国、印度这么个发展模式，全世界怎么办。所以说中国要创新绿色现代化。
问：中国如何应对美国的挑战？
胡鞍钢：1987年邓小平提出中国现代化“三步走”战略时，曾设想1980年到2050年只要给我们70年国际和平环境的时间，就可以实现现代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改变这一趋势。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至少目前美国总统和国务卿名义上的表态不是反对和遏制中国崛起，也欢迎中国崛起。
现在我们和美国签订了一个长期互利互惠的签证协议，如商务、旅游签证分别延长为10年，且可多次入境。留学签证一下延期到五年。这表明，我们双边已经成为利益共同体了。从这个角度，我们也不怕美国遏制，也不怕美国挑战，这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问：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胡鞍钢：中国现代化最大的障碍既不在美国，也不在英国，就在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能不能不断地创新，去不断地超越自己，因为中国在追赶的过程之中，如在技术方面，一定是先模仿，一定是先学习，甚至是拷贝。世界上把我们称为“山寨大国”，我们怎么样从“山寨大国”变成“创新大国”？我认为，这既是我们最大的障碍，又是我们最大的动力。如果我们13亿人民一起创新，即使是微创新汇集在一起，你想想会是什么结果？不仅仅是改变中国，还会改变世界。
问：现在地方政府债务很大，地方债务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胡鞍钢：首先，我觉得地方债务基本上是可测的，中央基本上有数。第二是可控的。第三是要搞一些制度创新，使得地方现在投入到基础设施投资方面能够有资金的保障。
我刚刚从港珠澳大桥调研回来，投入是1100亿元，估计会达到2000亿元，使用寿命是120年。投资建成后，该项目寿命时间很长，意味着极低的折旧率。众所周知，都江堰是几千年前搞的基础设施，后人长期受益。因此，地方债务要分类，凡是用于基础设施的投资要单独列账，这样才知道它会产生长期性、公共性、外溢性。
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大量投入，等于对未来做出一个长期发展的投资，这就有长期的回报。因此我们建议中国政府，不仅要做五年国家发展规划，还要对我们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至少要做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远规划。像重要的基础设施，如果从港珠澳大桥债务的角度看，是属于广东省债务，不是中央政府债务，但是实际上对三地起了一个经济整合的作用。所以说怎么来看待地方债务需要进行更专业的分类指导来进行评估。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地方也是基础设施现代化的积极推动者。
胡鞍钢简介
胡鞍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国情研究专家，前瞻性地提出的许多有关发展和改革的政策建议被中央政府采纳。1998年创办《国情报告》，面向高层领导干部，提供及时和高质量的决策知识和信息，对国家决策产生了广泛影响。
1995年以来，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两次、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等多项奖励。2001年获第九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2008年荣获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