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关于“中国养老保险顶层设计”与“延迟退休”议题的说明及谈话，将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直接推向了前台。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按照国际惯例，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7%，即意味着该国跨入“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4%，进入深度老龄化或“老龄社会”。按此标准，我国于2000年即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近年来老龄化加快趋势已经非常明显。

　　不仅如此，我国还存在一些有别于它国更为严峻的问题。其一，老龄人口规模巨大。据全国老龄委预测，我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在经历2050年左右的顶峰后将维持于3亿~4亿规模，超过全部发达国家60岁以上人口总和。其二，老龄化进度惊人。据联合国预测，我国从步入“老龄化社会”到“老龄社会”，大致历经25年左右的时间，是历史上老龄化进度最快的国家。其三，城乡与区域之间老龄化显著失衡。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一般高于农村，但我国农村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呈城乡倒置特点，且存在明显的从东到西的区域梯次。

　　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作为经济增长“源动力”的人口红利将逐渐衰竭。照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人口结构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预计未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国家产业结构将发生内生调整，为养老地产、反向房产抵押、新型农业、医疗卫生、商业保险、家庭服务等行业的发展提供机遇，并可能“倒逼”机器人等高新技术产业加速发展，引致相应的产业结构变迁。

　　更为重要的是，人口老龄化会带来居民金融资产配置偏好转变。

　　首先，老龄化引发家庭总收入及金融资产拥有率下降。理论上，不同家庭的金融资产拥有率与户主收入、负债的生命周期形态大体一致。实证统计显示，美国户主在45-54岁和55-64岁的家庭收入最高，之后显著下降，而收入直接决定家庭的金融资产拥有状况。美国不同家庭的收入水平及金融资产拥有率随户主年龄变化大致呈较平缓的抛物线状分布，户主年龄55-64岁家庭的金融资产拥有率最高。具体看，美国定期存款拥有率随户主年龄增长而提高，户主年龄最长家庭的拥有率最高;其他类型金融资产的拥有率均是在某一户主年龄段达到最高后下降，如债券的最高家庭拥有率在65-74岁，股票在55-64岁，投资基金在55-64岁。

　　其次，老龄化导致储蓄率的下降。理论研究表明，老年人口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带来的储蓄率增幅，达不到劳动年龄人口单位升幅的贡献。人口老龄化与人口结构变化势必导致国民收入中消费与储蓄再分配，促使居民储蓄率与投资率的下降。美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在其比例达到10%左右，即20世纪70年代有所显现，当时储蓄率出现了下降，个人金融资产中存款货币资产的比重跨越顶峰后快速下滑。日本20世纪70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时储蓄率为40%左右，随后的80年代下降了5个百分点，到90年代末已降至27%。

　　最后，老龄化过程伴随债券资产、“机构性资产”持有比例上升。根据生命周期理论，老年人投资与资产配置倾向于风险低、流动性好的债券，尤其是国债等金融资产。美国家庭债券持有率最高的是65-74岁人群，其1998-2007年债券资产平均拥有率约5%，高于其他年龄段的户主。另外，战后以来美国居民不断调整其金融资产组合，个人通过机构间接持有的资产占比提高了29个百分点。

　　此外，人口老龄化进程还将带来社会财富加快集中。高盛集团研究认为，中国在2010年或2012年左右已步入加速老龄化时期。由于人在35岁至50岁处于收入最高的阶段，最喜欢储蓄，而在60岁到70岁处于把储蓄花出去的阶段，而老龄化意味着这两个时期间的距离会快速接近，人们从攒钱到花钱的速度会加快。因此，财富集中趋势越来越明显，尤其是作为财富主要拥有者的中产阶层的迅速老龄化，更加加快了这一进程。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广泛而深入，作为我国金融系统中极其重要的市场主体，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亦需随之发生重大转变。

　　一方面，各类新型业态金融服务需求的持续迸发，必将对商业银行业务结构产生深远影响。要求银行及时调整发展战略，抢抓客户群结构变化机遇，延伸服务领域，创新服务产品和方式。那些能够在战略上及早明确对契合老龄化趋势的相关产业给予金融支持，适时从产业甄选、区域布局等方面做好战略部署的商业银行，更有可能在老龄化大潮中挖到“第一桶金”。

　　另一方面，伴随家庭金融资产结构变化，商业银行零售业务迎来结构性转换机遇。促使银行“丝毫不敢怠慢”存款定期化、金融资产机构化、债券市场大发展的历史契机，及时调整业务结构。能够基于客户年龄结构贡献度开展细分，大力拓展并深入挖掘各类客户金融需求，完善私人银行业务策略，不断创新针对性、特殊性产品和服务的商业银行，更加具备长线发展潜力。

　　此外，居民储蓄率下降影响资本积累和投资，进而对银行经营管理产生不利影响：一是客户对资产安全及商业银行稳定性要求变得更高;二是储蓄率下降抬升资金价格中枢，银行负债成本存在刚性上行压力，对银行生息资产回报率提出更高要求，考验银行风险控制和定价能力。在此情况下，银行应调整经营策略，适时加大创新养老信贷、养老理财等各类养老金融风险管理机制，立足客户投资经验、风险状况、风险承受能力差异开展层次化的金融服务，这样才有望形成更为牢靠的客户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