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未限购的一线城市深圳，选择在2014年即将结束之际宣布加入限购阵营。与其它限购城市相比，这次深圳限购有两点是相同的：一是相关政策以“偷袭”的方式出台;二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泄密”，刺激了一些政策套利行为，出现大量囤集车牌的个案。

　　按照深圳官方的解释，它原本不希望以限购这种行政手段来控制车辆增长，只是因为种种原因，预备的经济手段无法祭出才不得不出此“下策”。而在民间，大多数人也认为限购负面效应太大，甚至有人搬出财产权说事，认为这是在侵犯公民的财产权。在经济调控中，经济手段优于行政手段，这似乎是一致的共识。但在我看来，事情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魔鬼藏在细节之中，汽车限购这个“小事情”，已经折射出公共决策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众所周知，在城市交通资源和环境容量有限的情况下，控制机动车总量成为一个政策目标是必然的。区别只在于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按照基本的数量与价格关系原理，政府既可以通过提高车辆使用成本(价格)来抑制需求数量，也可以通过直接设定一个数量配额，再通过拍卖叫价的方式决定价格。前者被称之为经济手段，后者被称之为行政手段，但这种划分是不对的。两者都是经济手段，方式不同而已。

　　这两种方式在效果和公平性方面差异很大，各有优劣。提高使用价格无疑可以限制车辆的使用，但提价多少才恰好让需求量落在政府目标之内，这个谁也不知道，因为需求的价格弹性很难精确测定。这方面有现成的例子。新加坡上世纪80年代就对汽车数量实行“经济调节”，但汽车增幅远远超过政府目标，最后不得不改弦更张，于1990年实行配额制，推出后来被中国诸多城市视为蓝本的“拥车证”制度，以便精确控制汽车总量。而香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实行的高使用成本办法，通过高昂的首次注册费和每年的牌照费(相当于中国内地的车船税)来抑制车辆增长，也许是成本升幅太高，很长一段时间内香港的汽车总量不增反减。显然，汽车总量下降也不是合意的目标。因此，从精确达到目标的角度看，数量配额无疑更加有效。

　　从公平性上看，如果政府提高的是汽车的动态使用成本(如汽油税、年度车船税、停车费)，那么就很难刺激“套利”的行为，但是，如果政府提高的主要是首次购买成本(如大幅提高购置税)，那么政策之前或之后购车差异就较大，一些知情人就会提前购车或囤集图利。2003年香港财政司长梁锦松在政府提高汽车首次登记税前购买了一辆豪华汽车，遭到社会质疑和批评，梁也因此被迫辞职。而在公开透明决策环境下，如果主要提高首次成本，那么定会导致市场大规模异动，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对未来需要购车的人也是非常不公平的。

　　在配额制下，摇号或拍卖，要么骰子面前人人平等，要么价高者得，理论上是公平的。比如，新加坡的“拥车证”制度世界上有名，从未有人质疑过其不公平。但为什么国内城市把新加坡那一套学过来之后却搞得鸡飞狗跳，政府不搞“偷袭”根本无以成其事，政策通过之后仍议论不止，牢骚满腹呢?造成反差的魔鬼藏在哪儿?原来，差别在于我们的限购限的是新增的车，而新加坡拍卖拥车证是针对所有的存量和增量汽车。这个看上去细微的差别导致了两者在公平性上绝然不同的结果。对于拥堵和污染，存量汽车和增量汽车的“贡献”是相同的，理论上应该由它们平等支付这一成本。所以，新加坡所有的汽车都必须持有拥车证，共同支付这一成本，并且拥车证期限10年，到期后要想继续用车必须再次竞投一份新的拥车证。在这个大原则下，即使政府把这项政策完全公开交由社会辩论，也不会出现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套利的情况。相反，由于中国城市由新增部分车辆支付所有的拥堵和污染成本，但如果在政策出台前买车就可以免除支付，怪不得这样的限购根本不能交与社会辩论，一交社会辩论，马上就会引起大规模的套利活动，所以，唯一行得通的方法就是偷偷摸摸，搞突然袭击。偷偷摸摸的结果，自然是政府信用受到严重损害。

　　其实，“中国式限购”只不过是我们沿袭多年，甚至早已习焉不察的“增量改革”思维的一个具体体现而已。这种增量改革思维和工作方法，在我们的公共政策中俯拾皆是。例如，各种新老划断导致的造假、欺诈，人为导致社会群体分裂。再例如，假离婚、假社保等就是住房限购、限贷引起的套利行为。隐性房产税，则是这种增量思维登峰造极的体现。世界大多数国家城市的治安、教育、城建环卫等费用都是通过房产税来融资的，所有的房屋都要支付这些费用，环境优良的房屋价格高，支付的税收就多，所以房产税是有利于促进公平的税收。但因为阻力太大，中国的房产税一直无法推行，试点的上海和重庆也只对增量房象征性征收，故而城市支出的绝大部分不得不落到了增量人口身上，政府无法向存量房征税，所以只能通过操纵房价进而影响抬高地价的方式，为城市支出融资。向增量人口征收隐性重税，直接导致了严重的代际不公，也使市场脱离了正常的运行轨道，引起了持续不断的大规模套利活动，其表现就是：人们认识到政府会继续向增量房产征重税，甚至是越来越重的税，房价不会下跌，所以拼命抢购房产。

　　增量改革的思维产生于新旧体制交织的环境中，起初它确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甚至可视为一种政策智慧。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增量改革思维的局限性和严重危害性不断暴露。这种政策直接会导致各种时际不公平现象(笔者对“代际不公”这一经济学名词稍加延伸而来)，这种不公平是一种沿着时间轴的纵向不公，但其本质与横向的剥削和不公平无异。因为套利问题的存在，民众对未来缺乏一种稳定的预期，很容易处于焦虑和不安之中，直接影响社会和谐。而为了减少套利的爆发，政府在推动相关增量改革时不得不秘密决策，隐瞒甚至故意释放假消息，其结果是政府的公信力受到严重影响。易引起套利的增量改革，无法进行公开的民主决策，又严重影响了这些政策的合法性。

　　改革开放时至今日，剩下的基本上都是难点，都涉及重大的利益调整。凡遇难事绕道走的增量改革思维和办事方法，也到了必须进行反思和纠正的时候了。倘若没有攻坚克难的勇气，很可能是每一次改革解决一个问题，同时又制造一个甚至更多的新问题，结果很可能是问题越来越多。各大城市汽车限购引起的纷纷扰扰，为我们观察增量改革制造时际不公，认识其危害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