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政放权，是行政改革的重要内容，旨在管住政府闲不住的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简政放权的口号喊了很多年，并多次被写入执政纲领，然而其落实的过程，远比人们想象的要艰难。这种观念上认同、实践中背离的矛盾现实，倒也变成了出热点新闻的“富矿”。这不，关于简政放权的新闻，眼下就冒出了两例，而且恰好都和国务院领导人有关。

　　一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为了盖一座科研楼，前前后后需要盖200多个章。原国务院副总理、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对此感到奇怪。目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正将该部门建楼盖章的故事，作为行政审批的案例仔细研究，以便了解问题到底出在哪。

　　二是，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日考察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时，指着一张长4米、耗时近800天的投资项目审批流程图说：“这些多余的审批项目都该‘打叉’!把它送进历史。”在李克强看来，这个流程繁琐的“万里审批图”制约市场活力，容易滋生腐败。他勉励广东要继续先行先试，为“三规合一”等改革探路。

　　这两则新闻，主角分别是原任原国务院副总理和现任国务院总理，因机缘巧合，他们分别在不同的时空遭遇“行政审批”这个东西。耐人寻味的是，都是面对“行政审批”，两位新闻主角的态度却不相同：曾培炎是“感到奇怪”，并对盖两百多个章的原因进行研究(这也意味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盖科研楼要经过行政审批的煎熬);李克强则果断要求废除多余的审批项目。导致这两种不同态度的主要原因，恐怕是曾培炎是已经退休的国务院副总理，而李克强是大权在握的现任国务院总理。

　　可以想见，李克强发话之后，广东的简政放权有望加速推进。这当然是好事。但仔细想想，其中还是有一些让人不太放心的地方。历史告诉我们，因某个领导人发话而推行的惠政，具有较大的偶然性和不可持续性，一旦政府换届，该领导人职位变动甚至退休，根据其原先意图而推行的惠政，就有可能打折扣，或者改弦更张。这也是近些年来简政放权的行政改革常纠结、多折腾、易反复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靠领导人的讲话和指示去推行简政放权，实际上并不保险。

　　那么，精简行政审批项目靠什么?答案是，靠法治。首先，应针对精简行政审批项目立法定规，给出明确的清单、路线图和时间表;其次，应在相关立法精神与条款的督促下，依法开展精简行政审批项目的工作;最后，对于未依法完成精简行政审批项目的官员，必须问责追究。只有这样，简政放权才会从一个充满执行弹性的政绩工程，变成非实施不可的刚性的施政方略。

　　从某种意义上讲，依附在各种项目上的形形色色的行政审批，就是一根长长的利益链条，从中获益乃至揩油水的，是掌握了审批权的无数官员们，它人为提升了经济社会的运行成本，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也为权力腐败提供了便利，其代价却由公众来承担，其为恶之巨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革除此弊，以立法为先导走法治之路，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

　　应该看到，本届政府在推行简政放权、精简行政审批项目方面的若干举措，比如抓紧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积极开展《反垄断法》执法检查、在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制度等，已经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以法治手段推进相关改革的路径取向。这一努力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原有的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目前一共取消下放了708项。期待能将简政放权提升到更高的民主法治层面予以破解，因为剩下的900余项行政审批事项是更难啃的硬骨头，是更折磨人的“万里审批图”，要将其悉数“打叉”，彻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非有超越一切利益集团的“雷霆万钧之力”不可;而这个力量，上帝给不了，领导人给不了，唯有凝聚民心的民主法治才能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