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2015年，全国已有天津、重庆、福建、江西等地执行新的社保缴费基数标准。与2014年相比，用人单位和职工需要缴纳的社保费用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指出，要扩大参保缴费覆盖面，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但目前情况是，除了每年持续上调的缴费基数外，企业职工的社保缴费率一直居高不下。这也意味着，企业和个人的社保缴费负担越来越重。目前，法定的五项社保缴费之和已达工资的40%以上，缴费水平明显偏高，为北欧五国的3倍和G7国家的2.8倍，东亚邻国的4.6倍。如果再加上“一金”，“五险一金”已接近甚至超过工资总额的一半。

　　社保缴费率始终未曾降低，社保缴费基数却跟随平均工资上涨，缴费支出增加确定无疑;相比之下，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却是不确定的，养老金面临巨额缺口的阴霾始终都在。对个人，特别是对低收入群体而言，近半工资缴社保会影响其生活质量，压缩其消费意愿，不利于增进居民幸福感和提振社会消费;而对企业而言，过于沉重的社保负担，既会影响其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扩大社会就业，更会迫使某些逐利资本从实体经济退出。

　　最近几年，延迟退休的话题一再被热议;中国社科院已经不失时机地提出2018年开始延迟退休年龄，因为在2015至2017年先行实现养老金并轨，即可平息“先并轨养老金，再谈延迟退休”的舆论质疑。公众反对声音那么大，延迟退休却“势在必行”，归根到底，无非是要弥补养老金缺口，减少养老金入不敷出的风险。延迟退休是要在缴费年限上尽量延长，近半工资缴社保则是要在缴费数额上尽量增加，目的都一样。

　　只不过，前者因为“看得见的利益减损”而激起热议，后者却因“温水煮青蛙”未曾引起足够重视。事实上，社保缴费负担重的问题，较之延迟退休要更为突出。延迟退休确有“先例”，在依法治国背景下，必须通过立法程序，不是想延迟就能延迟，也不会一步到位地延迟;反观近半工资缴社保，即便出了名的高福利国家也无此“惯例”不说，眼下已经很高的缴费数额，地方却想涨就可以继续涨。

　　无论如何，要补齐养老金缺口，除了取消双轨制，不能只剩“压榨”在职职工这一条路径。众所周知，社保缺口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要还旧账，很多领取养老金的老人，之前并未足额缴纳养老金，为此，理应通过划拨国有资产、提高国企分红、加大财政补贴等方式还清旧账，改变新人为旧人发放养老金的模式;此外，更要加强养老金投资管理，争取“让钱生钱”，特别是当下的A股大牛市，是不容错过的大好机会。

　　实行延迟退休也好，提高社保缴费也罢，都只能是“穷尽一切手段”之后的无奈之选，而不应该是“第一选择”。特别是提高社保缴费基数，某种程度上近似于“杀鸡取卵”。降低社保费率、缓增缴费基数，既能减轻企业负担，又能促进居民消费，是很有必要做的 “减法”;期待“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改革条款，早日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既成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