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塑料王国》的导演王久良历时三年调查发现，每年都有上万吨废弃塑料、医疗废弃物等“洋垃圾”，源源不断地从美、英、德、法、韩等国涌入中国。这些带毒的“洋垃圾”，漂洋过海进入中国沿海地区各省份的废塑料回收厂，成为当地一些百姓的创富资源。王久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他在调查过程中不仅遭遇了地方政府的阻力，当地那些普通百姓也会联合起来保卫那些“洋垃圾”。

　　“洋垃圾”是祸是宝，处在不同位置的人会有不同看法。在旁观者眼中，它们的危害不容小觑——回收垃圾产生的污水未经处理排入河中，致使鱼虾死绝;不能回收的塑料垃圾，直接填埋污染地下水，焚烧则会污染空气;农民分拣垃圾时缺乏必要的保护措施，容易遭受病菌感染甚至因此患癌。但在当地人看来，带毒的“洋垃圾”是重要的创收途径，子女的教育费用、日常开销可能都指望它。

　　贸然给那些以分拣垃圾为业的农民贴上“愚昧”或“短视”的标签，并不可取。他们未必不知道自己是在用健康换取微薄收入，但今日中国的一大现实就是，对于农村地区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而言，如果以健康为代价能谋得生计，相信很多人会毫不犹豫。正因如此，当王久良这样的外人试图“解救”他们时，那些每天与毒垃圾打交道的人并不领情，他们更担心会丢掉一份月入七八百元的工作。

　　厘清这一层利害关系不难看出，我们在讨论如何破解“洋垃圾”之患时，绕不开那些承载带毒垃圾的土地，也绕不开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们所面临的发展之困。在整个国家的经济在大踏步向前迈进时，在城市化让越来越多的人的生活变得更美好时，因为城乡发展机会的不平等，这些人已经丧失了“分蛋糕”的资格。当“活下去”成为第一要务，谈健康、谈环保对他们来说，都会变得很奢侈。

　　如何阻断“洋垃圾”对中国的毒害?媒体和专家都已经开出过很多“药方”——比如，从源头上把好进口关，特别是将有毒的“洋垃圾”堵在国门之外;比如，从法律法规层面对垃圾回收产业进行规范，建立严格的监管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制度;比如，加强环境监管和环境执法，要求垃圾回收企业为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健康保障;再比如，及时公布环境信息，健全举报制度，加强社会监督等。

　　这些“药方”当然都很对症，如果严格落实也应该能治理“洋垃圾”带来的诸多问题。但如果考虑到前面所说的发展之困，这样的治理方案显然难言完美。一方面，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普通民众，出于利益考虑，可能不会那么配合;另一方面，即使这些治理举措能落实，那些受经济所迫却身无长技的人们，很可能只是从一个带毒的行业转向另一个带毒的行业，矛盾没有被消除，只是被转移了。

　　因此，在用前面那些“药方”治理“洋垃圾”问题的同时，还应该着力于解决一些农村地区发展“贫血”的问题。从媒体报道可知，那些带毒的“洋垃圾”聚集之地，往往都是经济发展的“洼地”，如果能通过适当的财政帮扶和政策倾斜改变发展失衡状态，让这些“洼地”能有更多的机遇和选择，地方政府或许不会稀罕垃圾回收企业制造的“带毒的GDP”，民众也不会将分拣毒垃圾视为美差。

　　事实上，党的十八大已经明确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改变一些地区仍要靠牺牲环境和民众健康谋发展的局面，让经济落后地区民众享有更多的发展机遇，显然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题中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