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的次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依托现有新区、园区，在广东、天津、福建特定区域再设三个自由贸易园区，以上海自贸试验区试点内容为主体，结合地方特点，充实新的试点内容。此时距李克强2013年3月首次提出“先行先试”建立自贸区不过20个月。

　　中国自贸区第二波开启之初，资本市场已经在畅想第三波，中西部一些可能沾边的上市公司股价都开始飙升。仅仅一年多时间，自贸区试验田从上海扩围到其他地区，充分实现了上海自贸区设立的初衷，兑现了让制度创新的经验可复制、可推广的承诺。

　　不过，设立自贸区的价值不能只体现在股票的题材炒作上，它的扩围也不能局限于区域面积的扩大，最重要的是复制和推广它倡导和践行的创新、改革精神。唯有创新与改革深入人心，渗透到各行业、各领域，这场被称为中国“开放促改革”第四阶段的伟大进程才算成功。

　　自贸区从第一波设立到第二波扩围，再到第三波畅想，各地对自贸区的申报热情逐渐高涨，这既展现了中国区域竞争的活力，也表明各地突破体制机制瓶颈的迫切性。不过，历经一年的试验上海自贸区尚在探索当中，创新与改革并不像上山摘桃那么简单，扩围的第二批自贸区，需要承载更多的改革期待。

　　一方面，自贸区扩围需要首推政府职能的转变，这往往需要强大的内部动力和改革勇气。发轫于自贸区试验的“三张清单”，其中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都牵涉到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改进，只有在政府权力与责任上先动手术，才能彰显政府改革的诚意，就像商鞅“立木为信”，最终取信于民。

　　政府职能转变不是一句空话，它能够实实在在释放改革的红利。比如上海自贸区率先开展的工商登记制度改革，通过创新注册资本认缴制、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制，新设企业户数呈现爆发式增长。不久后，该项改革就在全国推广开来，它的红利之一就是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出现井喷式增长，带动了千万人以上的就业。

　　另一方面，自贸区扩围需要双向开放的改革魄力，对内开放需要勇气，对外开放需要胆略。对内开放就意味着打破垄断，一些原来封闭的领域和行业需要打破玻璃门，让市场主体尤其是民企与国企同台竞争；对外开放就是与国际标准接轨，甚至一定程度上要“引狼入室”，把国际上行业强者拉进中国，才能形成鲇鱼效应，督促国内同行业者改进和提升服务水平。

　　比如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放开境内银行卡清算市场，这就意味着中国银联将迎来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对手，这既可能激励通联支付、支付宝等申请卡组织牌照，也可能引发国际卡组织VISA、万事达与中国银联短兵相接。“双十二”活动上，支付宝更是通过打折、补贴等手段补贴，高调进军线下收单业务（POS机收款业务），这显然是要与中国银联分庭抗礼。

　　扩围后的自贸区若都有这样内外开放的气魄，政府机构也能照“单”行事，转变职能以及提升公共服务水平，那么自贸区作为改革试验田的活力才会全面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