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2015年的形势需要跳出原有的思路和框架，“一位数”增长是经济发展规律性的变化使然，应对其必然性和趋势性有深刻认识。面对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过度“求稳”而忽略“求变”，过多采取短期政策，会使结构性矛盾更复杂更严重。政策资源要冲着新的产业结构新的经济结构的目标去部署，在新结构、新增长方式稳定发展上下工夫。那些能在“大变”中“自变”的企业家们，一定能在新常态经济中找到与过去三十年不同的更大商机。
又到了一年一度回顾展望的时候了，2015年经济会怎样?现在可以推断的是，在全球自2008年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连续六年低增长的大环境下，新兴市场国家正在适应经济缓慢恢复的新常态，以及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变化和能源价格下跌带来的不确定性，发展中国家正在寻求新突破，复杂多变的地域政治在加剧经济格局的多极化。中国需要紧紧把握新的全球化格局和新的发展阶段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油价是世界经济最大变数
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去年以来一直强调的全球需要防止“滞胀”风险，是国际上一种学院派的代表性观点。但笔者认为“滞胀”并不是2015年最让人担心的问题，通胀也并非2015年最大风险。恰恰相反，经济变数可能来自能源价格主要是油价的下跌。西方集团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打压以能源出口为支柱的俄罗斯经济的“阴谋论”有蛛丝马迹可寻。而更可能影响2015年油价的因素，是美国能源结构的改变。页岩气大规模替代使用，美国变成石油输出国，大幅增加世界原油供给。油价下跌，美元升值，大量资金流入美国，非常可能进一步加大美国资本市场已呈现的泡沫式膨胀态势，再次引发金融危机，进一步打压脆弱的世界经济，能源需求进一步下降，油价进一步下跌。
不过，2015年油价也存在变数。首先，美国页岩汽油大多由垃圾债券支持，如能源价格持续下跌，可能导致垃圾债券大规模违约，爆发美国企业债危机，并可能联动美国超过GDP
106%的国债危机。因此，在危机和制裁之间，利益群体与整体经济恢复，孰重孰轻，将成左右能源价格的不确定因素之一，这当然也就成了2015年经济最不确定的因素。其次，油价下跌重创石油出口收入占40%的俄罗斯，如果俄罗斯因经济下滑到不可承受的程度，与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妥协，撤销制裁油价重回90美元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给定世界地域政治动荡和局部战争风险不会大幅改善的现状，2015年世界经济增长，美国经济呈现由硅谷大量创新企业酝酿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产生的内在修复力推动的稳步复苏;欧洲走出债务危机还需假以时日，整体将在德国经济带动下维持较低增长。在QE退出与能源价格下跌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新兴经济体正努力把握和争取在国际经济新格局下的发展时间和空间，虽然部分石油输出国可能被油价下跌拖累，但保持中等速度的增长应是新兴经济体2015年的目标。只要没有突发事件，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水平应与今年相当，约在3.6%至3.8%之间。
中国经济延续一位数常态增长
我国进入一位数增长新常态经济的发展阶段已经三年。增速的换挡期、转型期和前期刺激政策的调整期都一直在释放负能量，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在此情形下，判断2015年的形势需要跳出原有的思路和框架，“一位数”增长是经济发展规律性的变化使然，应对其必然性和趋势性有深刻认识。
按常态增长的稳定性分析，2015年投资应保持常态平均增长17%左右的水平;进出口总量继续增长，受全球贸易规模近年平均2%-3%增长的约束，出口增长在5%左右概率较大，而且将保持今年一般贸易增长加快，加工贸易增长较低的结构变化态势。贸易顺差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应与今年差异不大。不过，如把互联网电商的进出口服务计入统计体系，进出口贸易增长指标可能有非常显著的提高。基本消费的稳定性增长应在12%左右，不过电商服务可能创造新的需求增长，部分境外奢侈品消费能变成国内免税品消费，消费增长至少超过基本消费增长一个百分点。综合稳定性和规律性分析，2015年常态增长水平可稳定在7%-7.5%。油价下降使2015年的通胀和原材料成本的压力减少，进一步增加平稳增长的概率。
面对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过度“求稳”而忽略“求变”，过多采取短期政策，会使结构性矛盾更复杂更严重。房地产空置率以及相关的70%的银行贷款、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超过50%的银行负债、担保互保信贷、影子银行，还有即将推出的资本市场杠杆资金投资证券的信贷政策等等，都显示了金融市场的无序和银行以及金融市场风险加大，加上一些未必准备充分的制度改革与开放政策，系统风险的底线非常脆弱。在国际油价持续下跌、美元升值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大幅贬值的预期下，人民币国际化和对外投资的风险加大，万不可掉以轻心。
前一种风险比较显性，有些也正在采取时间换空间的方式避免极端情况的发生。第二类风险比较隐性更容易被忽视而失去补救时机。
新常态下的“变”与“稳”
从经济将保持常态增长的判断出发，2015年宏观调控政策要稳健仍是基本原则，特别是货币政策。近期降息及定向降准可能是在外汇占款相对其他年份减少的情况下，为保证正常增长的货币需求，特别是应对年底突击花钱的货币需求陡增的突击货币发行行为，不排除继续降息。2015年，如果美元升值资本流入延续今年的态势，不排除继续使用降息甚至降准的货币工具。至于是否货币政策转向要看货币供应量的年度指标是否改变。SOL和SLF之类的短期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的使用，应是正常的市场流动性和利率调整的行为，与宽松还是紧缩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2015年利率市场化加速，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可能更频繁。金融系统面临利率管理风险和资产负债表的能力的考验。其他一些金融制度的建设和改革，使不同的金融机构都面对各种挑战，金融稳定的工具应做好准备。不过，如存款利率不完全放开，央行很难引导银行利率下行，通过降低利率短期内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也不是正确的方式。至于放松房地产调控政策短期可起到稳定价格的作用，然后以时间换空间，通过稳步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农村发展政策，渐进解决部分城镇房地产供大于求的问题，化解房地产泡沫破灭的风险也是有必要的。
通过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并建立自发自还的制度安排，在缓解违约风险同时也会起到遏制地方债平台债务进一步快速膨胀的态势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在关注必要的短期政策的同时，2015年要实施更为灵活的微观政策，尝试跳出过去的增长方式上“求稳”，在过去的结构上“求稳”的思维方式，要在新结构、新增长方式稳定发展上下功夫。靠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稳增长是不可能常态化也是不可持续的，政策资源要冲着新的产业结构新的经济结构的目标去部署，引导民间资金搞活市场搞活企业搞活经济。
从务实和可操作的角度，2015年应首先考虑建立支持创新的资金体制，包括消化吸收新技术创新基金，高端制造业产品开发基金、高科技企业海外收购基金，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汽车研究开发基金，农业基础设施改造建设基金，等等，定向参与相关领域的民间资本投资活动，让市场化资源配置发挥决定作用，使得以新兴产业、新业态经济、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新的产业结构逐步形成的方向更加清晰，奠定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使未来农业发展的模式也更加清晰，加强新常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信心。因此，进一步简政放权，并配套落实措施，对进一步推进市场经济制度完善是非常必要的。那些能在“大变”中“自变”的企业家们，一定能在新常态经济中找到与过去三十年不同的更大商机。2015年经济应该在“变”中求“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