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货币政策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它承担了“定向调控”的任务。这一改变反映出当前“新常态”下经济结构调整已被视为更为迫切的任务，已被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与货币政策“增负”不同的是，财政政策今年实际上是在“减负”。随着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台，地方融资平台剥离政府职能的进程正在加速，模式切换导致在“4万亿”时期习惯投资拉动的财政政策很难再次成为提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的来看，当前财政与货币两大政策工具都被赋予了“调结构”的重任，但总的来看，它们的效果并不理想。

　　先看货币政策，尽管央行不断创新政策工具往市场“滴灌”流动性，但距离缓解小微企业和三农领域的融资困难这一政策目标仍然较远。今年4月25日首次实施“定向降准”以来，央行创设的抵押补充贷款(PSL)、常设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等流动性投放工具也频繁使用，综合来看实施的频率和力度并不小，但社会融资规模在一些月份仍然出现同比剧减，小微、三农融资贵融资难的困境也并未出现明显好转，不少调查显示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仍是制约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大负担。而为了进一步解决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央行近期出台非对称降息，并且强调这并非货币政策转向的信号，可见“定向调控”的思路仍然不在执行之中。从实际效果来看，央行的“定向任务”并未完成。

　　再看财政政策。今年税收增速放缓的“新常态”已成定局，此前地方政府通过举债发展经济的模式面临改变，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对土地出让规模的冲击也很显著，这些因素决定“4万亿”刺激出台之后大举推进的投资拉动模式正处在转型之中。无论是举债模式，还是资金利用方式都将在新的政策框架下展开。而在房地产投资下滑的情况下，中央政府通过加码铁路、棚改投资等措施加以对冲。尽管这些投资对稳增长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从量级上仍难以完全抵消房地产投资下滑的巨大冲击，加大了今年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以此观之，财政政策稳增长的功能仍在，但调结构效果短期还看不见，需要基建完成之后的几年时间才可能显现出来。

　　宏观政策用来调结构的政策出发点是基于当前经济处于“三期叠加”复杂时期这一基本判断。从理论上看，在这种特殊的时期，常规经济周期中使用的政策难以奏效，因此需要一些非常规手段处理复杂难题。但是，由财政货币政策来承担调结构的重任，这本来就是勉为其难，当前中国经济调结构最主要的途径不应该是宏观政策，而是深化改革。

　　虽然土地制度、财税体制、国企转型、金融市场等方面的深化改革在推进，但有不少突出的问题已经无法回避。尤其像过剩产能、僵尸企业、融资成本高企这些难题已经造成大量社会问题，这些问题长期积累而不从根本上解决，无疑将对整体经济增长动能产生重大影响。近期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发布新版“融十条”之后，在解决融资难方面改革正在加快，这意味着与之关联的金融市场改革有望提速。但僵尸企业的问题却久拖不决，至今仍有不少资源流入这些企业，如此循环将会占用更多宝贵的社会资源。在过剩产能的处理上，通过并购重组、产能输出的方式能解决部分问题，但难有明显好转。这些经济中存在的“病灶”不除，经济结构的调整将面临极大阻滞。

　　总之，面对经济转型的紧迫任务，调结构已经是非常紧迫的任务，但宏观调控实际上难以承担结构调整的重任。在“新常态”下，如果经济调控区间的底线不破，深化改革应当成为调结构的重要基石。从实效来看，无论货币还是财政政策，当前利用宏观调控进行结构调整的政策效果并不明显。相比之下，深化改革更应当成为“调结构”的重要基石，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在更深层次的层面上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