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之一，就是告别高速增长。人口红利、制度改革红利和投资这三大增长要素从2008年起开始出现明显减退的趋势：劳动人口(15-59岁)绝对数量从2013年开始减少、扶养比从2010年开始上升，人口红利这一动力开始减弱;国民储蓄率在2008年达到53%后，开始见顶回落;人口红利衰退和储蓄率下降，意味着投资速度也会回落。传统增长动力的边际效率开始出现加速下滑的趋势，必须通过改革向新的增长模式迈进，形势非常紧迫。

　　新常态的另外两个特征就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从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很多学者认为，产业结构失衡(第二产业比重高、第三产业比重低)，分配结构失衡(积累比重高、消费比重低)和企业结构失衡(国有企业强大、民营中小企业弱小)都与投资倾向过重、投资占比过高有关。因此，要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动力顺利转换，必须要降低投资的比例。

　　但是，目前在认识上有一个误区，那就是将投资占比与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对立起来。也就是说，如果投资占比不下降，依赖要素和投资驱动的模式就无法退出，经济结构优化的目标就无法实现。事实上，这是对投资的误解，投资短期内看是需求，但长期看是供给(未来生产能力的供给和消费的供给)。将一定时期的劳动剩余储蓄起来(而不是完全消费掉)并用于投资，不仅能够直接增加未来的消费，而且为未来扩大消费和消费升级奠定物质和技术基础，如加大网络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为未来消费增长和升级奠定物质基础。

　　即便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但也大多要依附于物化的资本上，并通过投资来检验技术的可应用性和未来改进的方向。例如，我国的高铁技术之所以在国际上称得上领先，主要基于国内各大城市大规模投资建设，并将在长期运营过程中暴露和发现的问题解决掉，让高铁这项技术变得稳定成熟和可以立即推广。从这个角度看，物质资本的投入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但同时要看到，投资是要讲究效率的，即当前投资能否转化为未来的消费、能否为未来消费扩大和升级奠定物质和技术基础，从而在“投资-消费”的循环中实现技术进步及对经济增长的推动。

　　目前，西方国家的投资率只有15%左右，如此低的投资率之所以能够满足消费需求和实现技术进步，一方面在于过去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二战后-20世纪70年代)，已经通过大规模投资(投资率在80%左右)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就在于其较高的投资效率，这主要源于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让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被充分润滑，而发挥市场和民间投资主力军的作用，又有利于充分激励技术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投资增长一直在25%左右，投资占比在50%以上，但我国经济资本存量不足的问题依旧很严重。据估计，2010年底我国的资本存量仅为美国的30%，人均资本存量不足美国的8%、仅为韩国的17%。目前，我国人均铁路拥有量为5.7厘米，在世界100名开外;人均水电装机容量不到1千瓦，仅为发达国家的1/3，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医疗卫生投资占GDP的比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目前，我国投资过剩主要表现在传统制造业的重复投资，而并非是全社会投资过剩，而且过剩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投资效率低下，突出表现在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只有美国的1/5。我国未来在教育、医疗健康、环保、地下管网、美丽乡村、城镇化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缺口还很大。这些领域的投资不仅存在“欠账”，而且在未来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其增量需求潜力还很大。而且，我国以高铁为核心的基建技术之所以能够在世界立足，就在于大规模的研发并用在投资实践的检验上。未来，基于国内广阔的投资空间，随着上述领域投资的增长，我国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上的技术实力将会进一步显现。

　　而且，上述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有完善基础社会保障体系的性质，能够促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及降低消费成本，而城镇化和消费增长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同时，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提升人力资本的价值，促进我国劳动力素质的提升，特别是外来农民工从产业工人变成技术工人，这是我国技术进步的内生机制。当前，尽管我国原有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和储蓄红利正在减退，但三中全会以来“五位一体”的体制改革已经破冰，以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保全覆盖为标志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即将释放。在制度和人口红利潜力仍旧可观的情况下，再考虑到我国储蓄率仍高于发达国家，若能够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激活市场投资效率，再辅之以构建多层次的融资体系，我国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型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