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专家谈
日前，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召开中国民法典总则立法研讨会。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民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孙宪忠表示，制定民法典是我们这一代人多年以来的心愿，这一次编制民法典，学术力量和法制社会条件是历来最好的。尤其是四中全会以来，中央对依法治国有决心，也有实际的构想。现在，我们也拥有一批专业化程度高、学术水平高的民法学家，所以我们应该有信心和决心。
孙宪忠首先谈到民法典的编纂问题。他说，人类社会进入文明之后，有系统的法律和国家时期，而后进入制度文明，不仅仅是民间行为的规范，更是对国家的各个方面的调整。这种制度从古到今是进步的表现。人民主权等思想运动与民法典运动，将民间活动法典化，是扩大人民权利缩小国家权力的体现。在没有编制民法典之前，国家制度的形态是落后的，编制民法典之后，国家制度形态的各个方面逐渐走向了进步。我国也曾经编制过几次民法典，说明我们认识到民法典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现在，民法典的制定正式提上了日程。
依法治国需要扎扎实实的民商法制度
孙宪忠认为，制定民法典有几个注意的要点：
一是，民法典是民事立法体系化和科学化的产物。
以前人们对法律的认识是不理性的。法律的体系化和科学化不是想扩张法官、检察官的权力，恰恰是限制他们的权力。要把各种抽象的知识变成更有体系化、更有逻辑的东西，对此，我们应该肯定它，不能认为这是背离人民的、繁琐的。过去我国在体系化和科学化上做得比较少，致使最高法院不断编制司法解释，也是迫不得已。
二是，民法推进社会进步的作用显著。
法国民法典的颁布最为典型，原来法国是相对落后的国家，民法典编制以后国力变强。德国也是一样，对工业尤其是工商业的发展有很大作用。其他国家也是。把普通国民的权利写清楚，体现了国民的重要性，把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我国以往很少讲到制度文明，人类的发展是需要制度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我们很肯定，就是制度文明的体现。我们认识到其重要作用，这是我们制定它的基础。我国已经制定了很多的民法特别法，都对我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有很多的作用。从我的调研中看出，人们对国家的法律有很多的不满意，但对民法的意见不是很大，而是对宪法体制中的问题相对意见较多。人们对民法典的制定还是很支持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三是，制定民法典需要重新认识民法典的社会公用。
我们一方面知道制定民法典很重要，一方面又有障碍，尤其是继受前苏联法的观念，认为民法不重要。
我国的经济基础已经是市场经济，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民法应该是我们应当推行的法。我国的民间社会已经存在，并且有很大的发展。婚姻、合同、公司投资、转让、许可使用上的意思自治已经存在，主体、法律关系、责任已经彰显。法律体系需要整合，需要这样的民法典，学界对民法典制定的认识还不够。我们讨论依法治国时，有的人认为这和公法有关，和民法无关。应该认识到依法治国需要扎扎实实、实实在在的民商法制度，否则依法治国只能是停留在马路上喊口号的阶段。之所以有这种错误认识，是因为很多人没有经历过民法训练，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法律依据。一个国家讲法治，必须把理想落实到一个个的行为规范中去，主要是靠民法典。拿破仑的民法典深入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也深深影响社会，历史上认为他是进步的思想家。我也希望咱们扎扎实实去做。
当前最迫切的是民法总则的编制
孙宪忠接着提出，需要解决六个理论和实践问题。
首先是思想认识的问题，要从体制改革的层面来认识民法和依法治国的关系。
第二个问题是应该加强对民法固有制度的一些研究，主体、权利、责任的制度，研究还不够。
比如主体制度，民法通则的法人形态在当时是具有积极意义，但已经不符合现在。公司、企业的资产来自国家的授予已经不符合时代。法人制度和商法脱节太大，民法要作为将来的民商基本法这方面会有问题。还有知识产权怎样立法，还有很多问题要做。以往的民法，对法律更新、反映现实的问题考虑不够。
第三，民法的制度体系脱离现实的问题。中国社科院做了很多的努力，我了解最多的是农村土地的问题。城市中的“集体”和“劳动人民群众”是谁都搞不清楚的。起草物权法时我心中有些隐痛，总是对规则有些不满，觉得不能满足现实。
第四是民法立法的整合问题。民事立法几十年中有许多的不协调问题，是需要整合的。
第五是研究民法和民法特别法之间的关系，怎样协调互相照应。
第六是民法立法的规则、规范问题。立法是很理性的问题，不是搞口号就能解决的。
孙宪忠最后谈到当前编制民法典最迫切解决的民法总则的编制问题。他说：总则是纲领性的文件、最基本的理论体系。有些人认为《民法通则》应该延续，有讨论意义，这立不住脚。《民法通则》制定于1986年，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民法通则》实际上已经被掏空了，156个条文中只有不到十个还在起作用，其他都被特别法替代了，只有人格权部分有条文在适用，这是我们要下力气首先要做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