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金融中心的一般发展逻辑来看，资本账户的开放、金融市场体系的发育、参与全球定价权的争夺，都离不开政府对金融生态环境的精心培育，促进市场主体的充分竞争与金融机构的高密度集聚，尤其是全球性资本的深度参与。只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广受国际认可的金融要素集聚平台，进而锻造中国金融资本力，上海才有可能成为“东方华尔街”。

　　自贸区一年有成果

　　毋庸置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需要一个深度嵌入到全球贸易与金融分工价值链的桥头堡来引领，自贸区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这个角色。

　　上海自贸区从去年9月29日挂牌成立。过去的一年来，相关制度建设与市场发育取得了积极进展，改革效应逐步显现。尤其在探索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根本性改革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上海这个最强势也最偏好改革设计与主动干预的地方政府，积极借鉴纽约、伦敦等顶尖金融中心的城市管理经验，逐步收回“管不住的手”，打造市场平台，以期让“看不见的手”发挥积极主导作用。一年来，无论是负面清单的大幅缩减，还是促进资本市场开放有关措施的推出，以及类似黄金国际板的上线，国际能源交易中心的紧锣密鼓推进，等等，都是市场开放与有关主体积极参与的结果。

　　作为自贸区建设的核心目标，过去一年里上海在金融改革领域尽管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一行三会”先后出台了支持自贸区建设的51条指导意见和9项实施细则，形成了自贸区的金融政策框架。到今年8月底，自贸区已拥有持牌金融机构87家(挂牌前为10家)，类金融机构453家。但受限于诸多约束条件，相关改革并不显著，例如在极为重要的利率市场化、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跨境结算等，负面清单还很冗长。另一方面，由于中央部委有关金融改革的配套政策措施未能到位或及时到位，上海主动而为的行为空间受到很大约束，某种程度上拖累了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在投资者看来，过去一年里上海在放松资本管制及其他金融改革方面进展缓慢，如今自贸区跨境人民币资金流动总额仅占全市总量的17%左右，离预期目标依然很远。由于担心投机资金的跨境套利，监管机构的相关管控并未放松。央行在自贸区内重点建设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建立了风险防控的电子围网，有能力对跨境资金流动实施24小时的实时监控，尽管这为金融改革打下了基础，是利于金融安全之举，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资本的深度介入。自贸区要实现本外币一体化的自贸账户体系，依然道阻且长。

　　距国际金融中心尚遥远

　　在上海有效解决金融决策与金融市场的脱节问题之前，在支撑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要素市场发育、制度环境、市场监管以及人才战略获得突破性发展之前，在人民币真正实现国际化之前，在上海实体经济以及金融气质迈上新台阶之前，在国际环境与竞争形势大幅有利于中国之前，上海尽管可以期待“纽伦沪”格局早日形成，但历史规律恐难逾越。

　　的确，上海为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已经付出了20年的艰苦努力，基本制度框架基本建成，要素发育也已不断完善，但在衡量国际金融中心的几个关键性指标，例如货币自由兑换、金融市场发育、技术流和信息流的优化配置以及有效的市场监管等方面，上海有的是身不由己，有的与纽约、伦敦相比尚存在巨大差距。而且从国际金融中心发展与竞争态势来看，上海在全球金融坐标系中尽管拥有一定的后发优势，但未来一段时期，纽约、伦敦等顶尖金融城市对上海的竞争挤压，上海与新加坡、香港、首尔与孟买等同级别城市的竞争与挑战可能日趋激烈。而且，亚洲另一重量级国家日本，一向不愿中国拥有挑战它的金融势力。

　　从操作层面来看，无论是攸关金融中心发育状况的体系建设，还是关乎金融中心竞争力的金融创新乃至相关配套制度环境建设，都离不开一个问题的解决，即金融决策与金融市场的脱节问题。众所周知，纽约和伦敦之所以成为国际顶尖金融中心，除了各自都有一个能够独立运作的本国货币之外，关键因素在于各自在本国金融与产业分工中居于绝对的领导地位，而且这种领导地位早已渗透到整个资本市场人脉之中。但在中国，建国以来形成的金融分工格局是：国内主要的银行和保险公司总部几乎都在北京，上海主要承担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主要金融机构将总部迁到上海的可能性不大。如果考虑到日趋加快的深圳和香港经济一体化步伐，则上海还将面临这个未来超级金融圈的竞争挤压。

　　金融生态环境亟待改进

　　另一方面，上海在金融市场要素发育、制度环境与人才战略方面也有大量工作要做。金融市场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核，一个世界级的金融中心必须拥有高度发达且流动性好的金融市场。这方面，上海不仅难与纽约和伦敦抗衡，就是与香港和东京相比也有很大差距。而建设金融中心所需具备的完善金融生态环境也是上海亟待改进的层面。上海所需要的不仅是行政管理部门高效有序的金融服务意识，更需要所有市场参与主体对发展金融产业的高度认同感、浓郁的金融财富氛围以及无时不在的风险防范意识。一个缺乏市场发育和充分竞争的城市，即便政府干预与管理水平再强，恐怕也不能实现金融中心的梦想。

　　此外，上海尤其欠缺能够领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战略性金融人才。如一流的银行家和金融家、金融风险管理师、金融理财师和金融分析师以及高级金融英语人才等。就中国和上海的情况来说，这些战略性人才还应该熟悉国情、市情并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可见，上海尽管具备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有利条件。但金融中心的创建从来都不是政府选择的结果，而是国内外市场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尽管上海迎来了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时间窗口，尽管跨国公司乐见上海开通国际板，尽管国际金融改革话题和货币体系的重建如今越来越难以回避中国，但国际金融中心作为一国参与全球金融分工进而主导国际金融秩序的重要载体，历来是美英竭力维护的“高边疆”。如何让国际上一向与中国不那么同道的国家和金融机构接受上海成为超级金融城市，显然需要国家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