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和《经济参考报》联合主办的以“民营企业困境与转型”为主题的双月座谈会日前在京召开。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森，国务院参事室交流合作司副司长唐华东，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就当前经济形势与民营企业发展的机遇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彭森：稳经济需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对当前经济形势我有两个大的判断：一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各项宏观指标还在计划区间，总体向好；二是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稳中趋缓、稳中有险、稳中有忧。我国现在是“三期叠加”，特别是经济增速换档。从2012年开始，经济回落到8%以下，已连续十个季度在7.4%-7.9%之间，成为新的常态。中国经济会不会出现硬着陆？国内国际有比较多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下，对经济形势高度重视是可以理解的。
　　从二季度开始，国务院既坚持了宏观政策的连续性，保持定力，又陆续推出了一些预调微调、精准发力的措施，包括运用开发性金融支持棚户区改造，铁路发展基金支持西部铁路建设，推出80个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建设运营的示范项目，实施定向降准，调整商业银行存贷比口径，对小微企业减半征收所得税等等一系列微刺激。这样，二季度经济数字好看一点，但三季度形势还会比较严峻。带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外贸，都没有完成年初计划。GDP年度计划是7.5%，投资、消费、外贸都没有完成计划，全年就较难。
　　面对上述困难，第一，要进一步淡化GDP指标，不要把经济增长速度作为从中央到地方追求的重要指标。要解放思想，只要年度增长符合市场实际，就可以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改革和结构调整方面。第二，要稳经济，不能靠过去习惯的投资拉动，要真刀真枪推动改革，释放改革的红利。
　　另外一个重要方面，要继续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中国企业总数中的90%以上，整个城镇就业的80%以上，工业增加值的70%以上，投资总量的60%以上，整个税收的50%以上都是民营经济贡献的。总的看，民间投资的环境有所改善，民营企业的信心有所提振，民间投资增长的内在动力进一步激活。但也要看到民间投资增长速度下滑也是一个事实，民间投资主体的投资意愿仍然不高，民间投资在许多领域的发展相对比较滞后。
　　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一是行业垄断阻碍了民间投资的步伐，这是影响民间投资的最大的制约因素。民间投资仍面临着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二是当前经济增速放缓也是影响民间投资信心的重要因素，民间投资、民间资本对宏观形势更敏感，在当前经济下滑、PPI长期负增长情况下做出一些比较审慎的选择可以理解。三是融资困难增大了民间投资的成本。国家发改委的一份报告曾指出民营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比较多，最多的上浮30%，民间借贷年化利率高达25%。四是政策滞后制约了民间投资的发展，这是制约民间投资的老大难的问题。
　　当前，促进民营企业发展要抓住三个机遇：
　　第一，改革的红利。比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克强总理指出：简政放权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先手棋、当头炮。表面来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主要任务是简政放权，实际上的目的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最关键的问题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是最核心的。本届政府刚成立时候1700多项行政审批，经过一年多工作，取消和下放了630多项，总理要求今年年底前争取再下放和取消200项，整个国家行政许可控制在1000项以下。要看到，转变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能是挤牙膏，不能是仅仅做减法，要从“清理”、“下放”转向“确权”、“规范”，从根本上对现行的法律法规和政府的行政许可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要按照市场经济要求、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可以保留的保留，其它的统统取消，放给市场。政府公布权力清单后，法无授权不可为。对于企业来讲，则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让民营经济分享改革红利。再如垄断行业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也都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
　　第二，创新。中国经济虽然处于世界经济前列，是工业大国，但是远远不是工业强国，很多产业处于世界中低端。传统高投资、高耗能、高污染的增长模式确实不可持续，必须通过创新驱动推动结构调整。这是一场战略性、结构性、创新性的调整，要在改造传统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新兴服务业，提高中国产品和服务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去年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了10万亿，同比增长了25%，网上零售额1.8万亿，增长35%，同时电子商务物流每年增长50-60%。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竞争比较充分，政策比较宽松，市场环境比较好，是民营企业创新的机遇。
　　第三，结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的调整，新兴服务业、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地区性结构调整。今年2月26日总书记在北京视察以后提出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国务院组成了以张高丽同志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力度相当大。从国土面积来讲，京津冀地区只占2.5%，经济总量却占10.9%。长期以来，这个地区行政配置资源的色彩比较浓厚，公共服务水平差异比较大，通过京津冀一体化这样一个重大的调整，一方面可以为我们国家经济提供新的增长点、新的动力，同时，也为民营经济提供很好的空间。

　　唐华东：通过立法保障民营经济发展

　　关于民营经济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着思想认识上的矛盾、争论，还有政策上的变化。总体上看政策是逐步放开的，无论是旧36条，还是新36条，无论是每一次中央的文件，说的都非常重要，包括“两个不动摇”。但是大多停留在文件层面，很少有法律层面的保障。尽管《物权法》里提到很少一部分，也没有实施细则。我感到这个问题必须依靠法治来解决，因为光从文件、领导讲话一步步运行下去，始终难以解决问题。民营经济、企业家们、老百姓们还是有担心和不安，有一种资金投资的不安全感，因为还存在着变相的歧视，表面上不说所有制问题，实际上问题还存在着，最终还要落在法律层面来解决。要依法保障民营经济的发展，依法促进民间投资。
　　我国已经有《企业国有资产法》、《外资企业法》，但是，唯独没有《民营企业法》或者《民营经济法》，也没有《非公经济法》或者《民间投资促进法》。1979年我们就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保障外资安全、高兴地进来，1986年通过了《外资企业法》，1988年通过《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这些都说明，要保障投资的稳定、健康发展，必须立法。如何能够解决民营经济发展的困境？立法是最重要的途径。既要保护投资者权益，同时，如果触犯了法律，也要有处罚措施，保障民间投资的健康发展。同时，以法律形式来保障市场的平等准入，还要加强政府监管。
　　第二个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究竟是什么？一位知名经济学家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是什么”。他提出，现在新引擎有三个：一是基础设施投资，但是“铁公基”我们建了不少，后续的推动力有多大，效果如何，还需要观察。二是私人消费。但是消费的增长受制于收入，收入的增长目前出现缓慢的迹象，消费也不可能快速增长。三是中国经济的绿色化，通过绿色、环保能否解决经济增长动力问题呢？现在也看不清楚。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我有五点思考：
　　首先是科技创新。过去靠资源要素推动、土地增值推动、人口红利推动，现在要靠科技创新推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终东西还是科技，每次科技革命都带来一次大变革。我国的科技提升问题必须解决，否则的话，我们永远处于低端，永远被动。但是，这个问题又不是短暂时间能够解决的，需要长期的积累、研究和投入。
　　第二，潜心打造品牌。像星巴克、麦当劳有多少科技含量呢？为什么能卖到全世界呢？为什么收入挺高呢？这是信誉和品牌的力量。企业的发展不能短期化，不能有浮躁的心理，应该注重品牌的打造，增加产品的文化含量。
　　第三，创新体制。要进一步简政放权，释放改革红利。要尽可能放宽事前监管，激发市场创业的激情，让市场自主发展。政府和行业组织的精力放在哪儿呢？放在事中和事后监管上，事中可以抽查，可以进行现场、非现场的抽查，发现问题就要处理。事后，出大事了，也要监管和处罚。
　　第四，积极组建国际组织，提高竞争的规则基础。要立足于国际视野，主动参与，牵头组建国际组织，制定有利于公平竞争和自身发展的国际规则。比如，我国主动提出筹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增加了我国制定规则的话语权。
　　第五，集聚人才。中国经济增长还要吸引世界各国人才，要靠智力支持，加大智力资源开发，占领国际竞争的制高点。智力资源就是人才资源，是最重要的资源，是智力资源的核心，抓住之后才能解决科技创新和发展的动力问题。
　　也有观点认为，未来经济要依靠新型城镇化建设。不可否认，未来5到10年，城镇化建设能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动力和活力，但是城镇化不可能是单兵突进，它应当是综合产业化、信息化、市场化等内容的自然发展。有的专家说城镇化率可以到80%的比重，我是不赞成的。我个人认为，60%-65%之间或许就差不多，有的地方可能高一点，有的地方可能低一点。
　　当前，企业的发展有很多机遇，空间很大，主要有三方面投资机遇。
　　第一，虽然经济中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导致制造业投资增长放缓，但是供不应求的领域还是有的，比如绿色食品、安全奶粉、医疗服务、儿童教育等等。
　　第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为企业发展带来新机遇。像小米手机，听网民的意见，然后综合起来，进行创新。平台创新，搭个平台，像淘宝网。移动互联网带动娱乐业的提升，像网络游戏。众筹投资，互联网金融，开辟了集合零散资金投资的新途径。
　　第三，创意也是企业今后投资的主要领域和内容。在形式与内容上力求新颖、高端、有影响力，是企业发展创意产业的方向和要求。

　　刘迎秋：民营企业要迎接第四次机遇期

　　很多企业认为当前不仅是“经济增长速度换档期”，而且是企业发展“难过期”。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一是多数企业在原来的发展路径上走惯了，对现在的“转弯”、“换路”，还不大习惯；二是我国经济发展确实到了大转型期，过去那种高消耗、高污染、高增长、低附加、粗放发展方式已经不行了，必须转型升级。不转型、不升级，不仅资源和劳动不支持，市场也不支持。归根结底，是市场不支持。因为市场真正支持和需要的，是好的、美的、精致漂亮、高质量、高使用价值、高效率并对人的生存发展有更大帮助的东西。
　　为更好地实践“转型升级”，有必要对这个概念和范畴做一点分析。一是它涉及的领域是传统产业。二是要清楚地看到在经济上“转型”和“升级”是两个概念、两个过程、两种行为。“转型”强调的是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包括经济结构、产权结构、产业结构的改变，等等；“升级”强调的则是技术水平的提升与改进，包括产品工艺、生产技术、产业发展的技术基础及其产出技术含量等等。在现实生活中，“转型”并非经常发生，而是在一定条件下通过技术能力的逐渐积累然后发生的现象，是一个慢变量；“升级”则可以经常发生，它既可以通过局部的技术改进实现，也可以通过整体的技术改进完成，是一快变量。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知难而上，实现转型升级，促进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中高端发展，是摆在广大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面前的一个大问题。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我国曾遇到过三次大的机遇、经历和实现过三次大转型和三次大升级：第一次是1985-1991年，即我国改革开放后开始大力推进“三来一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政策，恰与日本经济实现起飞后迫切需要通过制造业外移实现产业结构调整要求相啮合的机遇。此间，个体经济和乡镇企业获得很大发展，我国经济结构开始从重工业过重转向轻重工业并举。第二次是1992-2001年，即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一个大目标恰与亚洲“四小龙”实现经济起飞后制造业外移要求恰与我国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和对传统产业进行大改造相啮合的机遇。此间，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民营企业获得很大发展，一直困扰我国的“短缺经济”开始被“过剩经济”所代替。第三次是2001-2010年，即我国正式加入WTO和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两个毫不动摇”恰与美国“去工业化”、大搞金融创新相啮合所带来的机遇。此间，我国企业大型化、专业化、跨国化发展，工业技术上了一个档次，工业生产规模上一个台阶，装备工业和重化工业举足轻重，20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稳居世界第一。我国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2011年开始我国进入了第四次大转型、大升级时期。这次转型升级的机遇，既源于党的十八大特别是三中全会做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等等，也源于全球经济结构和治理结构失衡迫切需要和正在进行大调整，还源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金融过度创新”后的“再工业化”对我国的产业需求，也源于科学技术正在孕育和已经实现的一系列新突破对企业发展的支撑。
　　面对新机遇，知难而上，广大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可着力做好如下几项选择：
　　第一，要清醒地认识到“没有夕阳的传统产业、只有夕阳的产业传统”。因为人类永远不能没有与衣食住行用，而与此相关的产业多为传统产业。我们需要的是打破产业传统，花大力气，放大投资创新和改造传统产业。在这方面，德国的双立人锅现象似可给我们提供更多启示。
　　第二，切忌盲目追求多元化，要在专业化和专业高端化上下大功夫。专生财、专生利、专可以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只有“专”，才能精、特、新、好。
　　第三，不要盲目否定家族制，要善于在家族制基础上搞企业治理现代化，实现家族制与现代企业制度有机结合。
　　第四，要高度重视关键、适用技术的引进和使用，在自主品牌上花大代价，下大本钱。
　　第五，要学会充分利用现代网络和数字技术，探索和实现机器和组织方式的革命。
　　总之，转型升级是非做不可的一件事情。不是政府非要做，而是经济发展到今天必须做。问题是能不能及时发现、紧紧抓住和切实用好机会，扎扎实实把它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