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总署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3670.9亿美元，增长4%。其中，出口2084.6亿美元，增长9.4%;进口1586.3亿美元，下降2.4%;贸易顺差498.3亿美元，扩大77.8%。季调后的一般贸易顺差创下了10年来新高，间接反映了内需增长势头的羸弱。

　　受益于基数因素、稳外贸政策及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带动外部需求回升，摩根大通6月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升至4个月高位52.7，为连续19个月高于荣枯线上方，预示全球制造业景气度持续扩张，并带动出口由负转正。然而，受出口加速，进口收缩 “跷跷板”影响，贸易顺差连续几个月出现大幅增长。但这种高增长却更多变现为一种 “衰退性贸易顺差”，也就是进口降幅下滑更快所致的非典型性贸易顺差。

　　从进口需求看，8月进口同比和环比均负增长，增速较此前显著下跌，考虑基数效应后进口的放缓更为明显。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进口7.9万亿元，下降1.1%，其中8月份进口0.98万亿元，下降2.4%，比上月下滑0.4个百分点。进口需求低迷原因来自于两大方面：一方面，今年以来主要大宗商品进口均价普遍下跌。对大宗商品以及基本金属的需求主要来自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大国。在主要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市场对于基本金属的有效需求不足，价格难有大的回升。今年以来，我国进口原油均价下跌0.8%，进口煤均价下跌15.3%，进口大豆均价下跌4.1%，这直接制约了进口需求的回升。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确是在“戴着镣铐跳舞”。尽管外需回暖似乎推动了中国出口复苏，但进出口增速仍不足以抵消内需的下滑，中国经济增长仍未达到潜在增速，国内产能过剩制约投资增长。今年以来，PPI连续30个月负增长，8月PMI新订单指数和出口订单指数小幅下滑，许多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5%，负产出缺口显示去产能化比较缓慢，制约了新增投资的增长和原材料、能源需求增长，投资增速下降导致对海外制造业产业链进口需求减弱。可见这种非典型顺差的大幅增加暗藏隐忧。

　　近两年来，美欧日经济开始逐步复苏，外围经济的复苏并没有像金融危机之前那样非常有效地拉动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相关测算表明，国际金融危机前的2002~2007年，1%的全球经济增长可带动带动我国9.1%的出口增长;而危机后的2010~2012年，1%的全球GDP增长仅可带动我国6.1%的出口增长。

　　2011年至2013年，我国商品在美国进口中占比累计下降2个百分点，今年二季度以来，美国制造业表现强劲，亚洲主要经济体出口增长则表现低迷。美国制造业复苏不再带动亚洲出口反弹，反映出美国与亚洲出口国之间的需求关系正在减弱，出现“脱钩”迹象。这一趋势也同样发生在中国与其他发达经济体之间。2013年，我国产品出口到传统发达市场占比从去年的40%左右下降至37.6%，并且这一趋势也在今年一季度有所延续。

　　全年要实现7.5%的外贸增长目标，压力都在三、四季度。“稳增长”和“稳外贸”政策有一定的时效性，可能在未来几个月集中体现，但是“去产能”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考虑到对外贸易已经开始呈现国际产业转移放慢，向周边国家产业转移和订单转移加快、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这样“一慢、一快、一升”的态势，再加上包括TPP等全球区域自贸加强，新型贸易壁垒对中国造成严重挑战，因此，中国外贸总体形势仍是趋紧，全年7.5%的增长目标有非常大的难度。

　　展望未来，中国不可能再把焦点过度集中于保外贸增长上，而应该着眼于中长期的产业升级和贸易升级。长期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主要依靠劳动力、土地、资源、环境等生产要素的低成本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这种依赖初级要素禀赋的模式，很难在贸易层次和战略利益上取得突破。同时，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可能会对我国产业的全球定位形成惯性依赖，面临“被锁定”风险。

　　未来十年全球产业竞争归根结底将是价值链的竞争，价值链竞争决定中国制造业乃至产业竞争力和未来经济的前途与命运。面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浪潮，以及国内传统比较优势流失等多种挑战，中国必须建立起新的竞争优势，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推动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全面升级。

　　中国需要积极延长国内价值链，提升加工贸易参与国际分工水平，重视培育本土跨国公司，增强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控制力，进一步优化加工贸易国内布局，加快产业升级和梯度转移。此外，中国应积极顺应全球FTA大浪潮，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利益分配水平，真正推动中国由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