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高速发展后，正在步入
“新常态”。“新常态”之下，中国需要一种新的“增长观”，从而为经济转型、深化改革赢取时间和空间。
第一，庞大的储蓄仍是可靠的比较优势。如果能将储蓄转化为有效率的投资将会形成当前乃至长远的资本存量，这对中国经济高质量的增长是有益的。
第二，庞大的市场需求仍是可靠的比较优势。十八大明确提出“2020年居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届时将释放64万亿元购买力，有望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进口市场，和增长最快的进口市场。庞大的“中国市场”将成为引领中国乃至全球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
第三，不断完善的产业链/服务链仍是可靠的比较优势。当前，中国已成为跨国公司的战略中心和决策中心之一，随之而来的是整个产业链和服务链的转移，这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要思考如何更加贴近市场，如何充分挖掘庞大的内需市场，如何通过自身技术升级、产品升级引领消费结构升级，并最终推动中国价值链升级，是下一步的大方向。
第四，巨大的区域发展空间仍是可靠的比较优势。中国地域发展不平衡，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跨越了不同发展阶段，我们完全可以以空间换时间，延续中国制造的优势。通过产业流动、区域流动能延续中国制造一定的优势，但未来趋势不可逆转，中国能不能趁这个时间快马加鞭、加速转型将决定中国经济的未来。
第五，创新驱动形成的后发能力仍是可靠的比较优势。当前，全球仍未完全走出危机，但世界各国早已纷纷寻找新经济增长之路。中国走创新的道路，通过建立高效能、现代化的国家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能够突破资源要素瓶颈，并将后发优势转化为先发优势。
基于新优势需要新的政策框架，要从“放松政府管制，优化制度供给，提高要素效率”三大目标着眼，着眼于供给侧，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发挥生产率对提升总供给的根本作用，才能打破影响中国经济的供给约束，真正释放生产力。
首先，通过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增加有效供给。一是建立企业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促使企业只能通过工艺创新、产品创新来获取更多利润;二是发挥政府投资对技术创新和科技研发的重要推动作用。通过政府投资的宏观导向作用，在基础研究和产业发展的共性技术领域加大研发活动的资金支持，鼓励官产学研金共建创新联盟，促进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和企业设备投资改造，建立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换的有效机制;三是严格实施保护知识产权，为推进创新提供制度保障。
其次，须以大力提高中国资本形成效率为中心，着手以下改革：一是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打破条块分割、市场分割、切实保障企业和个人投资自主权。转变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消除要素价格“多轨制”现象，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释放市场投资主体活力。二是推进融资渠道市场化，为企业投资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通过发展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全社会融资效率。三是落实负面清单制度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最后，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推动中国整体升级。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要提升对全球资源和经济的控制力，获取更大的贸易利益，就必须培育一批在全球范围内有一定竞争力的本土跨国公司。目前,我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很多国内大型企业的主要业务仍集中在国内市场。我们需要研究制定中国企业国际化的中长期发展战略，结合落实国家“十二五规划”出台相应的扶持企业国际化战略实施的配套政策，以及“走出去”发展战略，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利用全球高级生产要素，发展和延长国内价值链，并鼓励国内企业向低产业梯度国家转移。政府除了在财税、金融、贸易便利化政策之外，应在全球主要出口市场设立相应的贸易促进机构，为企业搭建国际贸易网络提供综合性服务平台和境外贸易合作区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