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有望在7%以上的区间运行相当长的时期。
中国现阶段在城镇化和老龄化等演进特征面前，潜力、活力的释放空间仍然清晰可见。比如中国的基础设施，在前面若干轮的建设、升级换代、改造之后，现在还面临着迫在眉睫的、进一步升级换代的要求。
在财政“结构性减税”的事项上特别强调和实施了对于中小微企业的减税支持，这既有利于鼓励“草根”创业和民间资本释放潜力、活力，又有助于增加就业、改善民生，雪中送炭。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这一概念，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新常态”一词屡屡见诸各大媒体。日前，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在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举办的“新供给2049战略圆桌论坛”上就他所理解的新常态进行了解读。
他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探底的过程，这个过程应与改革攻坚克难相结合，如果宏观调控能够和改革形成良性互动，中国经济完全可以保持长期7%以上的经济增长。他预测，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再次出现“前低后高”，全年7.5%以上将是大概率事件。
新常态经济运行区间将长时间保持在7%以上
贾康认为，习总书记明确表示“新常态”，其内涵的基本判断是，我们面临经济运行状态的一个阶段性改变，即从原来的状态需要转变到一种新的相对稳定的常态上。
“我的理解，首先它对应的是学术界相关方面已经共同讨论了一段时间的问题——中国潜在增长率很明显要下一个台阶。总结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我国年均GDP、人口指标代表的经济运行态势是9.8%左右，接近两位数，而现在一般认为不可能再维持了，可能要降到另外一个区间。”贾康说。
当前，对于未来中国经济运行区间并没有一个基本共识。一些学者认为，如果处理得好，把一些需要做的事情基本做到位的话，中国还有望实现20年8%左右的增长潜力；另外一些学者则强烈表示不认同，认为现在7.5%的状态还要继续往下走，继续跌到7%以下，甚至有人说再过几年可能只能在5%—6%这个区间状态。
对此，贾康认为，关于这个区间的具体量值，这几年宏观调控当局设定的年度值为7.5%和7.5%左右，应该就是大致对应着一个现在管理部门的判断，也是今年有望实现的一个状态。
贾康表示，可以把“新常态”概念下的当下表现认为是要完成一个以增长速度为代表的运行态势的探底过程。在这个探底过程中面临的现实状态已经有“三期叠加”的说法。矛盾凸显期、经济运行的换挡期和前段扩张效应的消化期都是不可否定的。在这几期叠加上，更应该关心的是加上一个“改革攻坚克难的推进期”。
“要把这个探底过程处理得尽可能符合把过去的状态衔接到相对稳定的新常态上，能够选择的最关键变量就是制度供给变量。当然，这要伴随着中国打造经济‘升级版’的种种努力，落到稳增长、惠民生、调结构、促改革”上。
贾康认为，其中，“促改革”是非常值得看重的、可选择的、要把文章做足的变量。
“如果把‘促改革’处理好，新常态演变过程的宏观调控能够和‘改革进行时’形成良性互动，现在7.5%左右增长区间可能还有一个完成探底的过程，但它应该能够相对顺利的‘趋稳’，趋稳以后再结合以上各种上行因素来对冲下行因素，完成一个‘蓄势’的过程——‘趋稳’、‘蓄势’之后，我们追求的是长期的次高增长速度。”
对于这个次高增长速度，贾康表示，虽然现在并没有研究者可以得到一个很精确的、取得共识的判断，但是有望在7%以上的区间运行相当长的时期。
他给出了自己做出上述判断的根据：
中国现阶段在城镇化和老龄化等演进特征面前，潜力、活力的释放空间仍然清晰可见。比如中国的基础设施，在前面若干轮的建设、升级换代、改造之后，现在还面临着迫在眉睫的、进一步升级换代的要求。
“我们可以稍微观察一下高铁这几个月的表现，不光是过去所说的京沪线上‘一票难求’，其他主要线路也是大同小异，包括我前几天体验的从山西方向进京，票源高度紧张。这个局部短缺对应的就是我们可能进一步激发的产能利用、增长空间和释放需求以后由供给回应形成的、支撑经济相对高速增长的条件。”
贾康建议，未来应抓住这个最值得争取的前景，通过“趋稳”、“蓄势”进入长期次高增长速度状态，把“新常态”和应该调动的“新动力”，还有“新供给”，有机地结合好。
2014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呈现四大亮点
以往，舆论、媒体更愿意批评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哪些地方做得不够”以及“还存在哪些问题”，当前对管理层的批评声音明显微弱和减轻，而赞扬和高度评价的声音占了上风。对此，贾康也认为，客观地总结今年上半年宏观调控，至少有四大亮点值得充分肯定。“2014年作为中国全面改革元年，宏观经济调控的状态显然有为全面改革的展开提供配套条件的特殊意义。”
首先，是一以贯之地体现了让市场充分起作用，加快增长方式转变、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调控理念。
“年初，经济运行一度出现明显的下行压力，调控当局的举措也备受关注。上半年过去之后，我们已经看到龙头指标GDP一季度增长7.4%，二季度又在明显企稳的同时略有回升，达到7.5%。这使上半年的经济增速保持在7.4%以上，再结合PMI等先行指标的动态，还有一系列经济指标的综合分析，预计下半年中国经济运行将重演前两年‘前低后高’的轨迹，全年经济增速达到7.5%以上，应该是大概率事件。”
虽然政府年初制订的经济增长指标是7.5%左右，但据贾康观察，现在管理部门其实最理想的情况是不低于7.5%，“现在如果不出大的意外，下半年有望在上半年7.4%的基础上再往上加一些增长的亮色。如果全年经济增速7.5%左右这样一个引导性预期值能再次实现，其正面效应将日益显现，不但稳定市场预期，还能够回应现在矛盾凸显过程中动不动就会出现的‘中国经济崩溃’的过度悲观论调，起到消解这种悲观论调的作用。”
贾康指出，虽然年初经济下行压力比较明显、市场比较悲观，甚至有新的一轮“中国经济崩溃”论调抬头，管理部门仍然坚持了只要中国经济运行仍处在可接受的区间之内，政府绝不启动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这再一次清晰地表明使市场充分起作用的空间是我们特别看重的，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挤压、排挤落后、过剩产能，促使产业、企业、产品在升级换代轨道上持续运行的有效压力、动力机制。这一点表明，我们的调控当局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匹配的调控哲理，在复杂局面和压力时段中表现出稳固的逻辑和坚强的定力。”
第二，维持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不变的同时，宏观调控贯彻了“相机抉择”的原则，实施了所谓的“微刺激”，有效推进了“稳增长”，并且提振了市场信心。
“宏观运行状态的区间掌握和相机抉择原则并不矛盾。可以这么解读，调控当局认为无需对财政、货币两大宏观政策积极和稳健搭配的基本框架，在各自并没做出什么大调整的同时来做大调整，但同时又审时度势、灵活运用了经济调控中‘相机抉择’的原则，表现在政府投资安排、财政支出重点和支出进度、货币政策力度和定向宽松及房地产、市场分化演变中因地制宜地淡出限购等权宜之计等一系列方面做出了必要的‘稳增长’举措。”
舆论界称为“微刺激”、“弱刺激”，无论怎么说，动作虽然“微”或者比较“弱”，但是总体而言，体现了有理、有力、有节，效果已经有比较好的显现，市场氛围有所改善，也体现了我们现阶段对宏观调控艺术水平的把握。
第三，鲜明运用“供给管理”的方式和手段，注重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强调结构优化，兼顾一般。
在今年所谓“微刺激”的投资事项上，适当地对高铁、棚户区改造、保障房建设、农村水利设施项目做出重点支持，“既能对经济运行产生适当的景气提升作用，又能在改善民生、提升城乡基础设施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形成综合效应。”
在财政“结构性减税”的事项上特别强调和实施了对于中小微企业的减税支持，这既有利于鼓励“草根”创业和民间资本释放潜力、活力，又有助于增加就业、改善民生，雪中送炭。
在货币政策几轮适当掌握的定向降准中加入了一些中国特色，把“存款准备金”这样一个总量调节型的政策工具加以结构化的运用，强调支持“三农”、小微企业等弱势领域，也包括保障房建设等与结构和民生有直接联系的事项，这些都是中国宏观调控有效供给机制和“需求管理”相结合得到的比较好的发挥。
第四，在宏观调控中可以看到，与深化改革有机结合的有力措施在力求将短期和中长期的目标衔接好。
在调控中，政府的态度是坚定地实施减少行政审批、简化企业工商注册程序、压缩政府“三公”经费等行政成本、拓展“营改增”的行业覆盖面、推进反腐廉政建设、进行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并且还包括即将在下半年正式展开的财税配套改革——这是全面改革非常重要的重头戏，还有多年来大家都意识到势在必行，但迟迟没能动作，而今年终于动作的公车制度改革，等等。
贾康认为，上半年调控对下半年很多很明显的攻坚克难的改革事项做了比较好的铺垫，体现了宏观调控中把短期状态的掌握和中长期配套改革过程衔接起来予以调控与改革的一种全局协调和长远追求。
“我们感觉在今后几年，这种‘进行时’的改革将是决定我们能不能如愿地在前面三十几年发展基础上一直连通到‘中国梦’的决定命运、创造历史的时段。”
贾康认为，在上半年宏观调控取得比较好成效的基础上，下半年宏观调控应该继续体现它已经形成的一些亮点和特色，但是随着各项改革任务的展开，全局协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可能上升。
他说，任何一项改革到具体往下贯彻的过程中，往往称得上是“千难万难”，“比如公车改革，现在到实际工作岗位问一问，大家有很多困惑，对于一两年内能不能按照中央部署在地方全面落实，现在内部讨论也有一些并不明确的解决方案上的问题。”
贾康指出，首先要肯定的是能够把改革的目标和方针明确推出来，后面大家应该更多地形成正能量，合力来化解这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我们如果提出建议的话，应该提醒有关部门特别重视把‘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有效结合取得的中国特色的初步经验，更加注重供给端发力的成功经验，进一步跟踪国民经济运行的动态，并且前瞻性地考虑政策储备和项目储备，在全面改革深化推进过程中使宏观调控更好地体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趋向和‘促改革、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功能及效益。”
